中国发展简报

杨云标: 合作社内部

要形成 “心灵凝聚力”

安徽阜阳市南塘村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今天是2010年3月7日，九年前的今天，在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我们成立了农民维权协会。 

合作社的理事唐殿华今年65了，中共党员。是江苏一个发电厂的退休职工，从1998年就参加村民维权。老唐说，合作社走到今天，有两点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第一点没有想到是：合作社能得到政府的依法注册，有400多户农民入股，建有自己的活动办公场地，有自己的文化演出队，有自己的发展服务产业。当年维权时候，我们最大的奢望也就是村干部能少收点钱、不抓我们、不打我们。根本不敢想政府的尊重、支持。第二点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一起流着眼泪抗争腐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也会流着眼泪折腾得四分五裂。

这两点，于我，何曾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1998年，我参加村民维权，见过7次去北京上访的姚大姐，见过年逾七旬给信访官员下跪的张老汉，见过被村干部打伤而欲告无门的党大叔，见过村民经过两年清查出的问题重重的腐败账本，见过市信访局门前的滔滔民意。那时的夜晚，即使锁上大门、关上小门，我们也无法安然入睡。我们怎么敢奢望政府的尊重、支持呢？

今天取得的政府的尊重、支持，我们不是靠请客送礼，不是靠走后门拉关系，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的。抗争没有淹没我们的理智，当政府官员对我们释放善意的时候，我们不是拒绝而是拥抱。

2007年，我们合作社去颍州区委投诉区农委能源办指派的沼气建设工程队，在沼气建设的工作中违反政策的行为，我们组织了七人维权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此事。农委希望我们能到农委办公室商量解决问题，我们要求农委到我们村来对话、协商问题解决方案。农委领导、能源办领导、沼气工程队负责人开车来到我们村，合作社理事会委派两位代表领队，三位沼气用户做当事人陈述，浙江工业大学的两个大学生支农志愿者，一个负责现场记录，一个在现场拍照。重要的是对话会的议程是在合作社代表的主持下进行的，对话会的效果是明显的，农委领导当场批评了沼气工程队的负责人，要求其立即更换工程施工人员。

不久，区农委和镇政府表示愿意和合作社合作建沼气，合作社随即委派代表和农委能源办、镇政府进行协商。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兴农沼气工程队，理事会委派一个理事作为工程队负责人。区能源办支持了我们一台农用沼渣车、一台秸秆粉碎机。目前正在筹建一个沼气维护服务中心。三合镇现在的沼气池建设，基本上都交给我们兴农沼气工程队。

第二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让我们内心的痛苦，要躲在树洞里才能说出口。曾经流着泪一起抗争腐败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怎么又自己折腾得四分五裂呢？！

2003年，我们从抗争维权向农村综合发展的方向转型时，许多维权骨干愤然而去，骂我们是向曾经欺压农民的官老爷妥协；2005年的年终工作总结会上，一个维权骨干因为没有得到一张奖状而大吵大闹；也有维权骨干，在财务上意图弄虚作假，谋取私利；也有维权骨干，在合作社大团队中，秘密筹划自己的家族小团队，为一己之私利而谣言惑众、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摔桌子、砸板凳。

一时，合作社怨声载道。说，合作社太强调民主协商，管理上太软。说，合作社天天讲公正、民主、团结、合作的道理，而大家心里想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说，今天合作社的被动局面，要加强权力集中，不要太多会议商量，最好有合作社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社员人心浮动，合作社外部的民众对合作社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

重重困难之下，合作社举办了骨干学习班，大家一起看了我们合作社的纪录片《双村记》，一起回顾11年的成长历史。回顾成长路上的辛酸、热情、恐惧、勇气、渴望、眼泪、歌声，我们画了一条长长的合作社历史河流，每个人找出自己融入河流的位置，谈自己融入河流后的变化、感受——有人流泪了。

我们的学习班还在进行，家族小团队又来合作社吵闹，原来沉默不言的大家，开始站出来，一个、两个……先后十几个骨干站出来和闹事者理论,经过一个多月“斗争”，闹事者选择了悄悄退出合作社。

学习班上，我们确立了每个星期一上午为合作社的工作例会，由合作社理事会、各部门负责人、各互助组组长一起讨论一周的工作安排。确立了每月15日、30日为合作社财务结算日，每月3号为合作社财务公布日。我们还引入了民主议事规则，当我们无法就讨论的问题达成共识时，按大家约定的发言、表决规则进行，让大家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却可以不伤和气地达成共识。这些工作让合作社渐渐稳定下来。

合作社外部获得政府的尊重、支持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社的内部要形成持久的“心灵凝聚力”，因为“心灵凝聚力”散发的光辉，是引领我们追寻美好生活的力量。

白亚丽：推动合作社的思考

现就职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将合作社知识本土化——民间力量应做合作社的“翻译者”。2004年开春，在湖北神农架的小山沟的废弃小学里传来了合作之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团结就是力量”，那是在乡村建设培训班上，我们首次尝试将合作组织思想在试验点上推行。而让受教育程度大部分是初小水平的农民接受并且不至于让他们在学习中跳窗溜走的前提是，需要把教材上整齐划一的文字转化成农民能听得懂的语言，以及和本地切实的需求点结合。于是我们每天彻夜讨论，创造出了不同的招数：和村民一起改编熟悉上口的老歌、口号；让村民分组充分“抬杠”（讨论）；扮演村庄不同角色现场模拟如何成立合作社；让远道而来的先行者农民朋友现身说法案例分析等等。这种培训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在合作社培训当中使用。我们知道，如今完全靠行政命令或者资金诱饵去调动农民去学习并非有效且对合作社长远发展并无益处，作为第三方的民间力量如何去推广传播合作社，很重要一点是用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将这一进口的思想解码在国内土壤中使之有效运行。

如何充实合作社发展的内涵。我们和众多农民朋友盼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的曙光，乡建试验点推动的合作社成为了各地注册部门的首批客户。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农民合作社从注册名称到发展的产业必须是专业性的，但农民朋友们为能得到这一合法身份，仍然极度兴奋。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坚守了几年的合作社、协会，如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在进一步推动各试验点的工作时也发现，仅靠一纸法律条文仍然解决不了农村复杂多变的问题：如何处理法律层面的专业性和农村兼业型的事实之间如何协调；如果没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农民很难延伸产业链条以获得更大利润空间；在人才、资金、教育学习等各种资源缺乏的状况下，农民怎么才能有充分的能量去面对强大的市场挤压；在无法满足社员短期效益的情况下，合作社能否扩展发展内涵，而成为一个改善农村环境状况、生态治理、村风村貌的有效载体。

合作社的策略——回应点和面的关系。今年我在自己老家河南漯河也推动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尽管乡亲们的热情高涨，讨论罗列出了十几个合作社可以切入的点，但我无法对老乡们给出任何一个可以立刻带来较大经济收益的产业项目的答案。就在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常常觉得一个合作社就像是冲进了狼群的一只羔羊。在长达数十年对农村的剥夺以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求后，尽管近年来“反哺”政策不断出台，但各种利益手掌却仍然惯性地伸向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合作社需要全国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统一部署，令多年流出农村的资源和能量回流。也只有在这个策略下，合作社才能成为和各种利益主体在市场当中平起平坐。虽然有限前行的合作社试验点大多是左右腾挪于夹缝当中，或者因无法给社员带来预期收益而不得不徘徊休眠，我们仍然坚信并和他们一道，努力推动形成由点成面的局面。

徐华朝：我们的有机种植合作社

南乡镇陈塘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我是1965年出生的，也没有外出打工过，主要在家里务农。1980年以前，当地都是传统种植方法，但是以后使用农药化肥。小时候我看过大人用农家肥种田，所以对有机种植不陌生。

2006年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当地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交通不便、环境污染较少的村。号召大家种植有机稻米，当时说不使用农药化肥可以保护环境。因为小时候见老人们用这个方法，自己就答应了。

    PCD帮助我们成立协会，为的是让更多人加入，不用农药化肥种田。我们这个村子有100户家，1000亩土地。开始的时候，只有5户参加，有4亩土地种植有机水稻。

PCD当时并没有说有经济上的好处。从常规杂交稻到传统稻种种植，开始的产量是减少的，尽管土地板结，杂交稻的产量每亩有1000斤，我们这里种双季稻。现在使用农家肥，地力增强了，每亩也有700～800斤的产量。除了自己吃，还卖一些大米。2009年家里收入了三五万，有机水稻的收入还只是占很小的部分。

我们这里每年都有一到两次的品尝会，最多的时候村里来了60多位消费者。我们让消费者尝各种有机稻米做的食品，看哪个品种受欢迎，我们就多种这个品种。种子有的是本村的传统种子，我们还到邻村去找种子。

PCD并没有给我们找市场卖大米，但是带我们参加各地的培训，北京参加过两次，认识了一些做有机农业的人。看看北京的有机商店，回去自己琢磨出销售的形式，也有外国的种水稻的专家来我们这里。

通过媒体的报道，很多人知道我们种有机稻米，很多消费者都来买。有的政府部门将我们的产品作为礼物订购。南宁还有一家餐厅，作为一个推广农家产品的平台，也介绍我们的产品。大米的销路不错，常规的大米价格一斤卖16元，我们有机大米卖到35元一斤。

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合作社。2009年已经28户社员。但是，还不是谁想入就入的，因为合作社不承诺一定要销售出去，如果是爱抱怨的、不担风险的，我们也不欢迎他入社。合作社的分红就是每100斤大米返还10～20元，也是按照交易量返还的。

但是，我们卖产品的时候，因为协会没有注册，不合法，推广产品时候不方便。后来我们成立了合作社，社员的生产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的， 培训也是统一的，农家肥的比例统一配制。我们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除了种大米提高收入，村民对生态环境都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种子，对自己的本事有了认同。 我们不光听别人的、专家的，还学会自己去实验，去对比，去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种子。 

（刘海英根据电话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