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db.org.cn/ http://www.cdb.org.cn/images/top_01.gif 70 56 　　中国发展简报中文刊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专门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机构，我们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国公民社会和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动态和发展，通过信息交流为读者和公众赋权。 http://www.cdb.org.cn/ zh-cn www.cdb.org.cn office@cdb.org.cn office@cdb.org.cn 5 ©2009,中国发展简报（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All Rights Reserved Fri, 30 Jul 2010 4:45:31 UTC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68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68 作者：中国发展简报 2010-07-02 05:39:44 《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版）》即将付梓出版
关注

慈善会系统的转型去向

中国扶贫基金会迈向国际化
资助方与受助方需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专题
哥本哈根：压力和挑战中的中国元素
哥本哈根的思考
气候公正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
观察
蜀光：西南本土NGO的实践样本
社区的故事
NGO携手政府参与式扶贫
蜀光的工作手法
观察：在低调中思考和行动
域外
旧金山环保NGO访问掠影
实践
在市场与公益之间寻找平衡支点
“公平贸易”能否保障弱势生产者公平受益
特别报道
当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特点和分析
酸甜苦辣合作社（系列文章）
一个“失败”的牧区合作社实验
百信与“益民”：“金融新政”下的资金互助社
非平衡发展中的合作社
机构
打工子弟爱心会
JA中国（国际青年成就中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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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8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8 作者：刘海英 薛桂霞 2010-06-23 06:39:53 信用合作社是合作社中一个重要的类别。2007年《农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前几易其稿，但最终出台的合作社法并没有信用合作的内容，当时曾经受到舆论批评。但转机随即出现。同期中国银监会出台了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金融新政”并于2007年首先在欠发达中西部地区6省试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2008年起又将此实验推广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新政”为不断变化中的农村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以一种新金融机构的形式被官方正式确认，设立的目的一是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二是当局希望通过“鲶鱼效应”，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缓解资本要素被抽离农村的严重现象。
但具体操作中，相比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三类新金融机构中的资金互助社获得的金融牌照最少，而有正规金融牌照的资金合作社的发展状态也是差强人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正规、非正规的资金合作金融组织，或者以信用合作之名行商业金融之实的农村社区金融组织在全国却是遍地开花。
但吉林省梨树县闫家百信资金互助社（以下简称“百信”），以及四川广元市苍溪县益民农村资金互助社（以下简称“益民”），在众多的试点中，从成立的内外部条件和运行绩效而言，有着值得关注的典型意义。
百信是第一家被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的资金互助组织，早在2004年起就开始这种民间信用合作实验。从当地农民的首创性、合作精神的培育、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方面，都比地处川北的益民资金互助社更有经济和合作基础，但从最近的财务指标、服务深度与广度来看，益民却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业内人士也谈到，益民资金互助社是第一批试点中各项指标最好的一家。决定资金合作社发展、成败的因素有哪些？ 
“根据农民的需求，超出农民的视野”
2009年3月下旬，我们搭四川银监局的车从成都启程去苍溪县探访益民，该机构是一同前往的四川省银监局文维虎副主任和杨祎博士现场监管的第一站，随后他们还将去剑阁村镇银行。 
坐上越野车，赶了三个多小时，达到广元市时天已擦黑。在广元市住宿一夜后，第二天同样是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但路况比前一天差很多，尤其是从岳东镇中心到益民所在的文林场，一路尽是颠簸、狭窄的土路。即使这样的路，也是县政府为了参加资金互助社开业典礼嘉宾莅临而重新组织铺设的。杨祎博士说，这样的路还不是最难走的，有次去仪陇县，在盘山路上几乎出了车祸，而文主任偏偏又不时赴现场指导。从指导筹备至今，他们大概来这里将近10次。 
苍溪县地处川北，属于国定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文林场在2005年前称为文林乡,一直为苍溪县歧坪镇所辖,因为撤乡并镇，现改为岳东镇的文坪社区。这里是原乡政府所在地，当政府撤出后，街道两边空空的楼房与街上稀少的人群使这里显得萧条和空旷。2006年苍溪县农村信用联合社撤并了文林信用社,业务合并至岳东镇农村信用社。当地的文林村村主任说，乡政府搬走致使这里的经济倒退了10年。
文林场最远的村相距岳东信用社20公里左右, 俗话说，百味离不开盐，凡事离不开钱。 因为当地没有金融服务机构，村民们曾经委托几个人到镇里换零钱，也有老人去信用社取钱回来的路上被陌生人抢劫。于是村民到县信用联社、广元银监局分局上访，要求在这里设立金融机构。
2006年底“金融新政”实施后，广元银监分局到文林场调研，决定在这个地方设立资金互助组织。第一家资金互助社的试点选在川北，和当地敢想敢干的民风也有关系。
2007年7月8日，这个四川省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文林场正式挂牌营业。与百信不一样的是，这家互助社没有经过民间金融正规化的过程。从诞生伊始就有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多方面的培育、推动，监管部门要求未来的互助社要“根据农民的需求，超出农民的视野。” 
这个超越首先体现在规模和社员资格上。按照银监会的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按照经营范围可以分为村和镇级两类。筹备之初，当地监管部门把1200户作为互助社的规模起点。 
监管部门如此考虑，首先是作为正规的金融组织，如果规模太小，很难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很有限，对互助社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以小范围的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社区成员成立的互助性质的微型金融，在一定区域与规模内具有竞争力和适应性，适应这一区域，交易成本将可以覆盖，并实现保本赢利。微型金融不能像大的商业金融那样在较大的经济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失去草根性，而且也会因为规模太小而不能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微型金融被分割在小规模市场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也是普惠金融的要求。为了照顾到因为经济困难无钱入股的村民，各界捐赠的17000元中的9600元用于贴补当地186户特别困难群众缴纳股本金。此外，社员资格从制度规定的农民扩展到当地居住满三年以上的居民，将同样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的当地教师、部分退休干部、公务员、退休还乡的职工、当地卫生院、学校等单位纳入入股社员范畴。
在金融资源几乎全部为国家所掌握的情况下，获得一个金融牌照对很多民间资本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曾有人到百信提出用20万买这个牌照。但即使拥有了牌照，有了合法性地位，在国家各种优惠政策尚不明朗情况下，农民作为参与主体，要支付发起、组织成本和运行中作为正规金融所必须的各种制度和运营成本，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所拥有的货币和社会资本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也是力所不逮的。
益民合作社所涵盖的社员居住分散，整个岳东镇8400多人口，每个村子一般只有200户左右。如果完全凭借农民的动员能力和信用基础，很难达到这么大的覆盖面。由于监管部门充分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威强力推动，作为发起人的农民骨干利用各种机会宣讲资金互助社的功能和好处，到成立之时，文林场10个村近2000户在乡农户中有1767户投资入股、覆盖面高达80%以上。
监管部门始终坚持农民作为参与主体。益民的理事长金继贵是当地的村民，做过5年的保险代理，周围村里的大部分人都与他相熟。尤其当农信社到了催收异地或到期贷款，本地收贷人手紧张的时候，他就帮助农信社催收贷款，在两年里对什么贷款好还，什么人借钱不愿意还，他心里有了底。会计杨丽曾在兽医站工作，要去各个村给牲畜打预防针，所以她认识所有的社员。出纳员潘智勇早年在农村合作基金做过出纳，自己开商店，卖农药化肥、农机等，交往的人也多。以往职业经历带来的广泛的交往，使得他们在获得并甄别信息的时候减少了成本。
资金互助社是属于农民的资金互助、自我服务的组织。与之前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相比，它不再是乡村政府的“银行”。选什么人，监管部门不但听取群众意见，还规定了工作人员不能在行政系统任职，甚至当地的村主任也被排除在外。银监局听取当地人对三个工作人员的任职意见时，文维虎副主任看出村主任对推荐金继贵等人作为候选人有点想法。他私下专门到村主任家做工作：“你要支持金继贵的工作，我会推荐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村主任后来对笔者说，他当村主任的工资一年只有3200元，如果有这个职务，可以多点收入。但是银监局说村干部不宜兼任职，所以村长成为不受薪的监事。
发挥“乡绅”作用，对资金互助组织进行监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各种带薪工作人员，比如老师、医生或者乡村干部，是农村中的权威“乡绅”，监管部门促成他们成为监事，但不能参与决策。文林乡原乡人大主任曾凯凡已经退休在家，同时给原来的政府办公楼看房子。曾凯凡作为监事长，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在发起之时，不但给村民解释资金互助社和农合基金的区别；成立之后，他时常去资金互助社查看，甚至组织查库；在资金互助社与监管及人民银行等单位不方便沟通的时候，他总会被推到前面。在社员代表大会中，监事会的专门报告提出，监事会在2009年进行一次查账。
互助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下设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社区独特的社会结构，很难按照基于西方市民社会背景下设立的合作社组织规则运行，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原乡人大主任做监事长，他在文林社区有很高的威望，并已经退休，在个人利益上更加超脱。镇农信社的一位负责人也是监事，这个安排显示了监管部门的匠心。后文将提到，农信社是资金互助社的账户托管部门，本身就有监督义务，同时农信社和资金互助社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同业竞争关系，县农信社联社独立于乡土社会的小圈子之外，可以保持较好的专业独立性。
  资源调度与输入
一家正规微型金融机构只有群众的参与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村、镇、县、市甚至省级有关单位的理解、配合与支持。
由于资金互助组织作为新出现的新金融机构，注册资本只有10万（村级）和30万(镇级)，在准入门槛上大大小于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甚至还低于其他两类新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但和其他正规金融一样，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一样的安全设施，给监管部门的报表需要通过内部网络，超过规定的现金也要存入金库……
这些具体要求之外，资金互助社还要面对更多的质疑：它们不是股份公司，不属于政府系列，更没上级主管单位，也无正式编制。中国现有的银行体制是纵向垂直管理，而资金互助社是社区信用合作组织，资金互助社之间、资金互助社与其他金融组织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只有分散的内部决策机制。
无论对于银行监管部门还是基层地方政府，此前农村合作基金的关闭还是一个清晰的记忆，文林社区农合基金的清欠工作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怎么防止新组织的各种潜在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甚至其他事故隐患？对基层党政部门来说, 资金互助社经营的是高风险业务, 如果出现风险与问题, 基层没有财力和实力来帮助解决……
资金互助社的出现，还面临着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信社的直接竞争，作为试点的负责单位——省市银监部门怎么做，才既要保证这种竞争张力的存在，还能保护弱小的资金互助组织生长？
作为金融机构，资金互助社要涉及人民银行、工商、公安和消防、技术监督等单位的事务,怎么协调各方也积极予以支持和理解？
千头万绪的工作，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作为操盘手的银行业监管部门，如果因为试点不配套而“播种风险”，很可能重蹈农合基金覆辙，给地方政府和相关方面带来麻烦。但四川监管部门缜密的部署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令这些问题大部分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监管部门推动县政府、县委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将其作为资源调动的平台，研究和明确协调与配合组建工作责任，实际上进行责任分摊。领导小组特别明确提出，岳东镇党委和镇政府不得干预资金互助社的具体事务，同时也明确互助社设立后出现的风险由社员分摊，县、镇政府不承担弥补亏损的责任。
县政府出资3万元用于补贴置办办公器材与设备支持资金互助社开业，划拨2万元整治村道土路。省银监局捐赠了价值2万多元的计算机、传真机和办公设备；广元银监分局职工和社会有关人士捐赠现金17万元，用于为筹建工作小组推荐的186户特困户代缴部分股金，北戴河置业公司捐赠5万元现金建立专项奖励基金；监管部门请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不但义务审计，还进行捐助。在互助社的营业室悬挂的镜框里，写满了捐助人的名字。
苍溪县农村信用联社无偿为益民提供营业场所。按照金融业的安全标准，需要安装防弹玻璃，如果必须这样执行，单这一项就需支出10万元以上。经过协调，益民至今在铁丝防护网内的营业室办公。
相比之下，百信的开业成本大大高于益民。挂牌之前的三年，百信的营业场所一直在理事长姜志国家里。小规模的民间互助金融组织往往没有固定经营时间和场所，没有专职工作人员，且暂时没有工资。到正式注册前，他们的利息收入尚有5000元。
按照规定，正式注册需要一系列的标准，如营业场所、工作人员等等。为了达标，办公地点从理事长家里搬到一个120平方米的房子内，年租金3000元。
    此外，作为金融机构，房屋窗户须安装护栏，进入营业室要通过两道安全门，营业窗是防弹玻璃，按要求还需要安装摄像头。但为达到这些标准，加上装修成本和办公设备，就花去7万多元，占当时总股本的70%以上。 
针对各界对资金互助社这种新金融机构的怀疑，四川银监局创新了开户银行托管机制。由于资金互助社没有联入结算系统，互助社只能到当地农村信用社开户。益民与镇信用社签署合作备忘录，让益民大额资金往来置于农信社的监管之下，这也是应对外界、社员对员工担忧的一个制度安排。通过托管可以对互助社的资金流向进行监控，同时苍溪县农村信用联社的一名主任作为资金互助社的外部监事，发挥监督管理的作用。 
广元银监分局还设计了点对点的计算机程序软件，连接资金互助社与分局，让监管干部每日可以动态掌握互助社每一笔业务开展情况，对其实施动态持续监测，严格监管，严防风险。该系统锁定了1767名社员的账号和编码，非社员业务计算机不能识别，不能录入，保证了业务开办的合规性，也有效地防止了风险的扩大。
 四川省银监局文维虎副主任说，农民不可能一开始就能独立运用官方语言和专业术语来办理试点中的申报与审批事宜，也不可能承担相应的开办经费。农民也不太可能清楚了解各个相关部门的分工，以及这些部门在省、市、县三级如何运行,在哪里办公。那么，参与改革试点的银监部门干部既是市场准入的把关者, 同时又是农村资金组织准入的辅导者与领路人, 另一方面还是代表申请人与政府其他部门沟通的服务员。在农民群众与政府官员之间, 银监部门参与改革试点的干部们认真地扮演着多重角色。 
因为监管部门的多重角色，将益民的发起成本大为降低。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百信从2004年开始运行，承担了资金互助组织最初的制度实验成本。 
下表是百信和益民负责人在互助社成立前后拜访相关部门的情况统计： 益民（次）百信（次）百信活动备注监管部门06～7省1，市5~6市人民银行01（每月）主动送报表工商局36 地税局 02 国税局 03 公安部门2 10市 3， 县7县消防部门02 县政府、
财政局 0>10为开办费的落实。
直到开业之时未果城市信用社0>10农业银行03 市1 ，县2 
笔者查阅了益民从2007年3月2日到2008年4月10日的会议记录，22次会议中，监管部门出席或列席了14次。
在现场，文维虎的现场监管和指导很琐碎也很细致，监管部门的工作任务与内容超出了一般的监管职责要求——
从“要学点普通话” 到“三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要给社员代表报告，给镇长汇报。一定让党委书记、镇长知道。镇领导不干预，不等于不汇报。”
“信息员的费用该给要给，每年100元吗？一些钱该花要花。”
“（免费）办公场所不是长久之计，一个农村银行业机构，需要自己的营业场地。农村信用社自然走了，暂时就不可能回来了。今后，也不轻易让他们在文林设网点。”益民理事长兼经理金继贵一听此话，立刻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们调研时就住在资金互助社办公室的楼上，吃过晚饭和附近的村民聊天。住在附近的村民说，文处长他们来的时候，连水、茶叶自带，入住吃饭给钱。文维虎的搭档杨祎也说：“如果去商业银行现场监管，一般是对方派车，吃饭也不用如此计较。”
简要分析
如何衡量资金互助社的成败？不妨借用小额信贷机构的三个指标：财务可持续、服务广度和深度。所谓广度，本文指社员多寡，深度是指服务可达的贫困社员多少。服务面的大小要受到组织的内在规模约束。能否增加服务深度，和组织的宗旨、经营能力相关。一般来讲，合作社和股份公司有很多区别，但从外部观察它仍旧是一个经济组织。那么，实现财务可持续是合作社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若保证财务可持续，至少收益能够覆盖成本。
但一个具有民间金融特质的资金互助组织，在发起、设立的过程中，需要支付大量的组织成本。
而以信贷业务为主的资金互助社，收益主要与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有关。由于刚刚成立，目前资产质量都较高。短期内，规模对合作社的收益影响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益民合作社规定1200户社员为下限的理由。
资金互助社在成立前，这些普通农民所处的社会阶层，使他们无法从正式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资源。成立后，和许多部门建立了联系，但这些联系对它的作用目前更多是一种管制，而非资源获得的渠道。
在没有外来资金注入情况下，互助社要想生存下来并能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自身所能接触到的各种网络，寻找资金来源，同时减少运行中一些 “摩擦力”。组织的社会网络以及其中的社会资本就凸显了重要性。
 百信有很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而这些社会交往大多为高校、科研机构和社团。与益民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政府汲取资源能力弱。
 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是拥有资源最多的部门。作为政府部门的四川银监局与广元分局，通过自己的权威和体制内外的流动管道，将行政部门的资源输入到益民，大大减少了益民的经营成本，而且众多社员参与业务往来，是益民短时间内实现盈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银行业的“量本利”关系十分重要，业务量、保本点、持续赢利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作为微型金融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也如此。 
2009年，益民和百信相对各自的2008年，各项财务指标都有了更好发展。由于各种优惠政策没有到位，四川目前仍然只有这一家资金互助社有正式金融牌照。百信所在的吉林梨树县，由于一直主要由民间力量推动，加之百信的示范效应，目前又有两家将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而其他未获牌照而发育较好的半正规资金互助组织也有了七八家。相比当地这些后发展起来的组织，百信反倒显得有些弱小，但是它承担了最初的制度实验成本，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对于中国真正合作金融的到来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薛桂霞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7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7 作者：刘海英 2010-06-23 06:39:11 合作社本是舶来品，而兴起于二三十年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被称为本土农民创造，盖因相对于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制度，专业合作社具有农民自主选择的色彩，另一方面，是专业合作社异于人民公社的产权安排。
从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政府和涉农部门陆续退出农村，生活在300多万自然村之中的24亿农户9亿分散小农，成为农村生产和交易主体，遂使交易费用陡增。与此同时，农业收益不断下降，干群关系日益趋紧，各地出现了此起彼落的抗税、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针对农村小农户生产与市场脱节的问题，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试图解决，包括建立集贸市场、提出农业产业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等等。其中也出现了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它们是将从事同一类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户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但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个体农民和市场衔接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新的专业合作社，到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产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山东、江浙等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颇具规模。这些合作社多数由种养大户或者村干部发起和组织，向农户提供信息、技术、销售、供应、加工等方面的服务。在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尚无意识和能力成立合作社的地方，民间力量（研究单位、公益组织）在同一时期开始推动农村建立各种合作社。
“纯化”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合作社诞生于19世纪中叶，目前在世界上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组织。无论对产值还是提供就业岗位都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据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合国际”）网站资料显示，合作社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亿多个职位的就业，约为跨国企业的20%多。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经济不可小觑。
世界合作经济小资料
欧洲的芬兰合作社集团在皮拉沃占有肉类产品市场的74%，奶产品市场的96%，蛋品市场的50%，森林产品的34%，以及全芬兰银行总储蓄额的342%。在法国，10个农场主中有9个是合作社成员；合作社银行吸收了总储蓄额的60%，有25%的法国零售商是合作社。（来源：GNC简报，第348号，2007年6月）
    在亚洲的日本，农业合作社成员占到农民总数的91%，生产了900亿美元的产品。在韩国，农业合作社有200万农民社员（占农民总数的90%），生产了110亿美元的产品。韩国渔业合作社的市场份额达到71%。 
非洲的肯尼亚，合作社对GDP的贡献达到45%，承担了31%的国民存款和储蓄，占有咖啡市场的70%，奶产品市场的76%，除虫菊市场的90%，棉花市场的95%。
（根据工合国际网站资料摘编，杜吟棠译）
人们往往认为，合作社并非如一般的经济组织那样只具有单一的经济功能和利润最大化动机，这样的看法与合作社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合作社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在劳资矛盾异常尖锐的背景下，经济上弱小的手工业者、小生产者、消费者等社会劳动阶层联合起来寻求政治解放和经济权利的救济，合作社运动与工会运动一起，成为劳动者反抗资本剥削、谋求政治、经济权利的两架“马车”（陈婉玲，2008）。
20世纪初合作社理论传入中国，至今也有百年了。“中国合作社之父” 薛仙舟将合作理论介绍到中国之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与合作主义融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将合作运动提升到三民主义实现方式的高度（仵希亮，2008）。 国民政府认为，合作社基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民生”需要。
1949年以前民间推动的几场著名的合作社实验，也都不以单纯的经济目标为惟一目标，甚至留给后人的更是超越了它们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菏泽搞了乡村建设实验运动，以晏阳初为首的一班知识分子在河北定县建立合作社，更掀起了以治愈农民“愚、贫、弱、私”为目标的平民教育运动。
历经一百多年的实践和不断演变，基于不同的合作思想源流，也因世界各地立法、实践不同，合作内容、合作模式丰富多彩，但总的来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合作社，都将“罗虚代尔原则”，即合作社的七大原则奉为圭臬。
如今，人们更重视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价值功能，传统的社会改造理想似乎已经不再是合作社的应有之义。
著名的温州瑞安市综合农协的推动者、曾挂职该市副市长的陈林对一些学者强调合作社是“劳动联合起来对抗资本”的观点提出质疑。陈林认为，合作社与“劳动联合对抗资本”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候可以是小资本联合对抗大资本，或者消费者联合对抗供应商，生产者联合起来对抗采购商，或者说是市场上相对分散的一方联合起来对抗相对集中的一方。如果市场上原本就比较集中的几家厂商进一步“合作”，那就形成垄断了。所以在美国，合作社曾遭遇反托拉斯法的诉讼威胁，后来才得到豁免。合作制与农业、农村、农民本来并无必然联系。合作组织，其在农村较之于城市更为常见和重要，这与农村的市场结构有关。
民间力量推动的合作社实践
发轫于2000年前后的中国新一轮新乡村建设，推动者将建立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合作社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依靠民间力量推动建立合作社，很难立竿见影达到增收目标，非经济收益反而更容易显现。倡导者多年提倡的各类农村协会和合作组织，与社区组织类似，更多的功能是作为推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自主决策的组织平台。
虽然合作社由于资源、人力不足，很难产生可观的经济规模收益。但是，在合作社制度建设、民主管理上，民间组织的推动显现了独特的优势。一般外部民间组织在推动合作社建立时，特别强调农民主体的参与性，以村民需求为出发点，以村民的角度看问题，把工作重心放在推动村民参与上，注重民主管理。
香港社区伙伴（ PCD）多年致力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推广，前几年与广西的一家合作伙伴共同在南宁市横县设立了生态农业项目点。常驻该项目点的PCD实习生奚吉学说，“刚开始只是推动生态农业，但后来发现生态农业的发展不可能永远由外界力量来推动，村民必需作为一个主导力量，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于是我们就推动产生了社区组织——有机种植协会。” 后来在协会的基础上，农民自主成立了合作社。
现在，推动建立社区组织已经成为PCD工作的重点之一，社区组织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多，包括小额信贷基金管理、生态农业推动、有机大米销售、参与社区建设等，也产生了一些很好的影响，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社区文化、村民自我认同感等都有很大提升。
存活了4年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曾被称为打造新农民的“黄埔军校”，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在这里学习、培训、交流，直接推动了全国几十家合作社的成立，比如在全国赫赫有名的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的合作社，从维权转向乡村建设的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合作社等。
吉林省四平市银监局的姜柏林自称是“合作社爱好者”，在他的家乡梨树县，他常年走乡串户和乡亲们一起琢磨，终于发现某种经济组织可以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后来从书上了解到，原来这就是早在100多年前出现的合作社。无论是信用合作、消费合作还是生产合作，姜柏林都进行了大量的推动和实验。如今，仅仅是资金互助社这一类组织，在梨树县和周边地区就有30多家。
非规范合作社将长期存在
有学者断言，70%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是“假合作社”，或是涉农公司“翻牌”为合作社。中国社科院农业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目前，发展好的专业合作社，往往是大户主导，设立门槛，排斥小农。今后合作社将长期保持少数专业种植、养殖和营销专业户和大量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并存的格局。
这种经济效益好、有一定规模、但治理结构不符合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合作社之所以将长期存在，工合国际秘书长杜吟棠认为主要有五个原因。
首先，与现有合作社的自发性发展有关。中国农民在选择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上走了很多弯路，当认识到合作社是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时，由于并不了解国际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于是在合作之名下，掺杂了很多先于合作社发展起来的股份制企业等经营模式的经验。这种现象在欧洲早期也出现过，当时因为合作制度不规范，经营容易出现问题，甚至大量失败、解体。一直到英国的罗虚代尔先锋社出现，才提出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从此合作社才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阶段。
其次，我们的合作社立法也适应和迁就了目前的发展阶段的情况，对合作社基本原则做了一些修改。例如，国家考虑到国内合作社基础薄弱和不规范现状，对合作社的界定采取比较宽松的界定办法。一些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做法在合作社法里允许存在，比如允许一部分盈余按股分红，允许在一人一票基本表决权之外设置附加表决权，允许基层合作社吸收20%以下的法人成员。
第三，为了鼓励合作社的发展，政府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和政策，如税收优惠、贷款优惠、政府资金扶持、项目扶持等等，这些政策在支持了大批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也给那些有游说能力的非合作社企业提供了寻租机会。 
第四，和现在的登记制度有关。目前合作社登记是备案制。与过去企业登记和商业登记采用审批制相比，对合作社发展有利，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不审批和审核，也给了非合作组织冒名登记的机会。
第五，受商品化生产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限制。西方农业合作社虽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但他们的家庭农场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农场，所以他们的合作社是大农的合作。我国大量存在的小农受其经济基础地位的约束，缺乏独立从事商品生产的意识和能力，对大农具有一种天然的依附性。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存的大量小农逐步转变为商品化生产水平较高的大农的时候，合作社内部社员平等的民主治理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确立，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才有可能得到完全贯彻。
浙江等地较早开展农民专业合作试点，但陈林同样也认为，小农基础上的农民专业合作过于弱小、分散，缺乏社区依托和金融支持，难以做大做强，达到规模优势，更难体现社会公平。《合作社法》在全国施行，由于其他省份的条件不会好过浙江，因此前景不容乐观。
总之，因为经济基础的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国内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组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经济还不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所以，在促进和规范合作社发展的总原则下，对合作社的评价标准也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2005年，工合国际从加拿大合作社协会引进了一套评价合作社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DLA），这是一种由合作社成员民主参与，对合作社进行自我评估的工具，对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但这套指标的设计是以加拿大现阶段的合作社作为参照，而我国合作社目前基本上处在相当于欧洲合作社发育初期的阶段。所以，简单套用这套指标就出现很多不适用的内容。为此，工合国际对这个评价系统进行了本土化修改，除了在文字表述上使之更符合国内农村习惯以外，内容上专门设置了新建合作社的评估指标，突出了制度建设、民主参与和公平分配方面的重要性，适当降低对合作社业务管理、长远规划和商业绩效方面的要求，使之更符合国内合作社发展的实际。
在小农经济无法在短时期内变成大农经济的条件下，陈林、姜柏林等实践者和温铁军、杨团等研究者提倡学习东亚，如韩国、日本，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认为它们优于现在的专业合作模式。城乡合作社发育不平衡
合作社在欧洲最早发端于城市，但从世界上看，农产品合作社也是主流。工合国际本是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而建立的国际性民间组织，1939年始建于香港。截至1942年，工合在全国各地创办了72个工合事务所，3000多个手工业合作社，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量急需物资。解放以后，工合麾下建立的各地工业合作社，全部并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成为后来国内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
工合国际秘书长杜吟棠说，工合国际1987年恢复后，运营资金部分来自财政拨款。当时大部分精力放在支持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上。但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转型，这部分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逐步终结。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原计划，工合国际不再接受国家财政拨款，主要以申请国际合作项目为主要资金来源，工作内容也随着国内合作组织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国际项目资助重点的转移而转向农村合作领域。 
2007年合作社立法主要针对农村、 农业和农民， 没有将城市合作社立法问题列入日程。但目前城市对于发展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并非没有需求。
2006年2月13日，北京的著名学者温铁军、黄平、黄纪苏、韩德强等倡导成立消费合作社，以创立一种新的商品交易模式与城乡合作模式，保障农民利益和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创建城市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是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将田里劳作的农民和城里工作的居民联合起来。此外，近年来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开展的团购活动大量出现在大中城市，杜吟棠说，团购可以说是一种一次性合作社，而合作社则是一种长期的团购。此外，近年来人们对于合作建房的呼声很高，但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垄断，以及国家政策对非法集资的担忧，迄今为止合作建房仍是只闻其声，并没有真正的住宅合作社出现。在国外， 农产品营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是合作社最重要的两种形式。而我们的立法在回应城市居民合作需求方面还是空白。
2009年底，北京成立了打工妹家政工合作社，这样正式挂牌的城市合作社还非常鲜见，它的出现为城市合作社的未来发展展现了另一种可能。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6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6 作者：王辉 2010-06-23 06:37:08 一个叫打工子弟爱心会的机构，自2006年在北京成立代表处后，就一直坚守在北京城郊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以“社区中心”的工作模式提供服务。之前，它已在美国、香港两地注册为非营利组织。
围绕社区中心开展项目
目前打工子弟爱心会的所有活动，差不多都是以社区中心为依托来开展的。
那社区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该机构的项目总监张惠敏在接受采访时解释，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社区中，社区中心不仅仅要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还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心理层面的凝聚空间，以及创造出一个有凝聚力、大家彼此关联的社区环境。
所以，打工子弟爱心会希望通过扎根在外来务工人群聚集的社区中心，围绕打工子弟来开展项目，主要包括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生活技能培训项目，面向小学生的课后辅导项目，为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开展的教师培训，另有家庭教育工作坊、运动空间、冬夏令营、超级星期六、欢畅周末等。
“生活技能培训项目主要服务于全国各地16~20周岁的打工子弟，包括针对初到城市、或者从小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的青少年。通过对他们培训各种生活技能，教授各种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并采取推荐工作、后期跟踪等支持方式，爱心会希望这些打工子弟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立足。”张惠敏介绍了生活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初衷。
打工子弟爱心会为这些即将进入职场的青少年们，提供住宿制的教学课程。在集中培训的4~6个月里，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工作都需要的“软”技能。一方面是生活所需要的，比如如何处理职场上的关系的一些心理需求课程，帮忙他们在进入职场时能融入其中，面对选择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像电脑、平面设计方面的具体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在结束培训后，打工子弟爱心会还会为他们提供工作推荐的机会。但至于能否被录取，或留在实习单位工作，这就看他们与雇佣方之间的双向选择了。
据打工子弟爱心会所称，目前已开展了4期（含试点项目期）生活技能培训项目，目前已毕业的学员被推荐的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餐饮业、糕点制作业等。在未来，打工子弟爱心会还希望与企业加深合作，如根据企业需求开设一些技能课程。 
张惠敏补充，这些培训后经过推荐就业的学员，打工爱心会也会对他们进行定期的跟踪，以持续地提供后续支持，这通常会通过一些个体或小组访谈来实现。她认为目前项目的效果主要借助个案来考察，但积累几年后，或许会更清楚地看到项目的效果趋势或总体状况。
服务青少年群体之外，打工子弟爱心会针对小学生群体也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活动，包括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放学后的2小时课后辅导活动。下学到社区中心来的小学生，既可以得到志愿者的课程辅导，也可以参加志愿者组织的英语、音乐、手工、科普等课程活动。周末的时候，爱心会招募的志愿者则会到打工弟子学校，为学校里的小学生提供英语培训和艺术手工课。而在寒暑假期间，爱心会也定期组织主题性的营地活动。
同时，打工子弟爱心会还会开办孩子和家长一起参加的亲子工作坊、家庭教育工作坊。同时也会在社区中心，给打工子弟学校选派过来的教师提供初级到中级的教师课程培训。
此外在周六下午，社区中心也开展一些支持性的活动，提供有组织的游戏、团队的体育比赛、社会议题论坛和语言训练课程。与此类似的项目，是正在实施的巴克莱运动空间项目，这是该项目首度在中国实施，它的目的是为社会上比较弱势的孩子提供运动的机会和空间，主要希望让这些孩子把业余时间用于健康积极的活动上，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培养团队精神。
项目之外的“网络”搭建
张惠敏介绍，上述项目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地区的社区中心来开展。此外，打工子弟爱心会也开展社区项目之外的一些工作，如目前已筹划开始实施的“潜力社区网络”（暂定名）以及“工友资源平台”。
未来，打工子弟爱心会致力于将社区中心模式在全国各地推广，以及搭建互动分享和支持的平台。打工子弟爱心会希望通过“潜力社区网络”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推广这种社区中心的模式，换言之聚集更多类似想法的组织，然后支持他们采用类似的依托社区中心开展项目的社区工作模式。
与潜力社区网络关注社区中心模式相互关联但以不同方式并行操作的是“工友资源平台”，它更多是为关注外来工的公益组织之间的相互学习、能力建设、分享经历经验而搭建一个共同协作的平台。此外，这个平台也具有孵化器的功能。打工子弟爱心会希望利用已有的办公空间、设备、经验和资源来推动该领域本土中小型NGO的成长。虽然其他机构也已有类似的尝试，但打工子弟爱心会仍希望借助自己的资源推进这个平台。目前，工友资源平台正对外招募专职人员，以全力推进该平台的搭建。
不过，2009年上半年正式运行的上海办公室，已经开始以开展工友资源平台相关的项目活动运作起来，包括以论坛的形式，开展针对有关外来工服务的话题进行讨论，从而形成一些触发行动的决议，并以此机会同时与上海当地的劳工、教育NGO以及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关系。此外，爱心会上海办公室也通过成立的社区中心开展课后辅导项目、欢畅周末、夏令营等项目。不同的资源调动方式
打工弟子爱心会的北京办公室各个项目，主要依靠现有25名全职员工来协调运转，并邀请志愿者参与项目的直接服务。比如生活技能培训中，打工子弟爱心会主要工作包括课程开发设计、项目管理、志愿者与学员的招募与管理、学员日常支持，以及与各合作伙伴包括潜在的为学员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佣方进行合作方面的洽谈联系和关系维护。
后者尤其值得关注，更像是在搭桥开路。爱心会对潜在可以就业的岗位和企业进行考察洽谈，包括注册、资质，是否遵守劳动合同法以及员工的待遇情况等，爱心会主要选择行业内比较规范的企业，前去考察洽谈。
更多的爱心会的具体工作，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志愿者来实现的。打工子弟爱心会充分利用了这些招募来的志愿者资源。这些志愿者主要来自北京的大学生社团、社会工作、社会学、教育学等对口的院系的学生，还有企业员工、在职教师等社会志愿者。他们在经过面试、入职及专业教师培训后，就可以开始志愿者的工作了。部分项目也招募外国志愿者（如英语培训）、专业老师（如音乐课），而职业技能则是由企业员工来提供。 
期间，这些志愿者也会定期交流，并向爱心会进行反馈。志愿者资源主要是由打工子弟爱心会设立的志愿者管理部门来负责管理。据张惠敏介绍，打工子弟爱心会每年志愿者的参与次数可以达到1000人左右。志愿者将在每天的工作时间、下午放学、双休日或者是寒暑假，出现在爱心会在北京和上海社区中心里，为外来务工人群及青少年开展服务。
 打工子弟爱心会在北京拥有2个社区中心，目前位于朝阳的东坝和昌平的平西府。虽然在大望京成立的第一个社区中心早已在2009年4月因城区规划被拆迁掉，所幸的是他们又在平西府社区重新扎根了。在社区中心里，除了开展上述的项目外，打工子弟爱心会也会发起一些社区共同参与的活动，比如社区电影活动、便民活动、社区清扫日活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打工子弟爱心会在2009年12月28日的“国际移徙者日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这天，首度开展庆祝和纪念移徙者（进城务工者）的活动，如在北京举办的以外来工为主题的摄影展，在上海举办的大学生公益活动创意比赛，以庆祝外来务工人员为中国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唤起社会对他们福祉的关注。这些活动，无不寄托着打工子弟爱心会的期望，那就是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拥有一个有归属感的、联结的社区，让他们的子女得以拥有一片希望、一个未来。（王辉）

联系人：张惠敏
010-64656100/6101
huiminzhang@cmc-chinaorg 
wwwcmc-chinaorg
wwwmrn-chinaorg（工友资源平台）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5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5 作者：刘晓晨 2010-06-23 06:35:26 课程设计
JA中国目前在国内所开展的项目包括：在小学开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城市》等课程，帮助小孩感性地认知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中学阶段的课程侧重让中学生尽早掌握一些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学会理财及对人生的规划；针对大学生，则通过创业及经营管理等课程，提升大学生自身潜能，鼓励他们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为未来的职场生涯奠定基础。总体而言，JA所推行的教育主要致力于对青少年品格、创造力和领导力的培养，同时紧跟全球化的步伐，使学生们能尽早了解社会，有效地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项目的推行与课程设计，是严格按照市场来制定，并且具备前瞻性。”项目助理付许燕介绍。每个课程开设前期都经过了教育专家、资深企业志愿者的调研与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后推行。
JA中国的教材大部分是从JA全球引进的，并参照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翻译、修订和本土化工作并及时更新。JA中国也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研发一些课程内容。例如在小学《我们的城市》课程中创造性地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容。
“从市场出发，具备前瞻性”的最好佐证，是2004年开始在大学校园推行的《事业启航》(Career Go!)这门课程，为大学生做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专业辅导。课程中所包含的职业生涯规划、模拟面试、人际网络沟通、团队合作以及初入职场等内容，正是目前大学生所迫切需要的，极受欢迎。课程还按照市场的发展情况，按照专题后续再推出团队合作、职业素养等专业课程。
与其他NGO主打扶贫、乡村教育等关注社会弱势社群的服务品牌不同，多年来，JA中国一直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帮助中国青少年成长为未来高素质的国际型人才。JA中国的定位非常明确：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企业领袖。这个定位让JA中国在众多的NGO组织中显得风格鲜明且独树一帜。
目前，由于环境、理念等因素的影响，JA中国只能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快的城市开展项目。但近几年来，JA中国积极拓宽服务范围，2009年在成都开设办公室，意味着西南地区也开始接受这样的教育思维。JA中国还开始逐步推展一些关注弱势群体的项目，例如2003年起开展农民工子弟学校项目，2009年与青基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合作，把相关项目推广到农村边远地区和汶川地震灾区，惠及当地中小学生。
志愿者
JA中国作为一架连接教育界与工商界的桥梁，将企业的志愿者直接引入学校，与学生零距离接触。通过这种独特的志愿者模式，把第一手的经济和商业经验带给学生，同时，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也为学生树立了回馈社会的真实榜样。
JA中国的高端定位不仅体现在管理、项目运作与定位上，也体现在对志愿者的要求上。志愿者的招募严格把关，对每门课程的授课经验、资质都有详细说明，志愿者通过网络平台报名后，需要经过审核并且参加JA组织的培训，方有资格提供志愿服务。
JA中国的志愿者大多来自世界500强企业，其企业志愿者答谢会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外企联谊会。而许多学生通过与这些优秀的志愿者们建立联系，有可能获得很多宝贵的就业机会或者人生体验，比如：现就读于北京某中学高二的一名女生，她的另一重身份就是某学生公司的CEO，而该公司成立的缘起就是JA所提供的4000元种子基金，帮助该生把一份计划书变成现实，把一群高中生培养成了注重公益环保理念、有能力回馈社会的人，而这一切都缘于JA中国所推行的经济学课程、所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化运作
JA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在自身的定位以及创始人周保罗的企业化理念主导下，完全以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来开展每一个项目。JA中国的资金，由30多家跨国公司赞助。
JA实行董事会制度，来自知名跨国企业的25名高层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董事会并进行决策。依据企业的操作手法，聘请富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运营和项目。
据了解，迄今为止，JA中国已与国内900多所大、中小学建立了联系，每年有50多万学生参加其开设的课程和活动。在华全职员工达到31名，其中80%左右为80后的年轻人，使整个机构充满活力。
谈到下一步计划，JA中国市场推广与公共关系部总监袁华娟语气坚定地说：“朝着一年影响一百万青少年的目标迈进。”此外，JA今后将在中国的一些中小城市逐步推行项目，以期望更多的青少年能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福利管理处工作人员、JA志愿者）

联系人：袁华娟
010-65515235转19
       hollyyuan@jachina.org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4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4 作者：刘海英 2010-06-22 07:27:08 完美的项目书
对于草原牧区问题的描述与分析，《中国发展简报》已在2009年冬季刊做了特别报道，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提及的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草畜双承包制度虽然令牧民第一次最大程度拥有了草场产权（和农区土地一样，产权依然不完整），但该制度导致一家一户草场过小，放牧半径大大缩短，成为瓦解草原游牧传统的重要因素。若遇灾年，牧民还会因为草料成本加大而使经营亏本，生活陷入窘迫境地。
达林太和很多草原问题专家一样，认为合作社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之一。在双承包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将若干家牧户的草场联合在一起，组建牧民合作社，通过划区轮牧和季节性轮牧延长放牧半径。同时，富户和贫困户的草场以承包或租赁的方式流动、互助，既保证贫困户的收入，同时也避免草场超载，这可能是修复和保护草原的生态系统、解决牧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有效方法。为此他提出了“合作经济＋划区轮牧”经营模式。
 达林太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以下称“东苏旗”）白音乌拉苏木白音塔拉嘎查推动建立合作社。合作社有6户牧户和约8万亩草场项目区，项目区人口为31人，占全嘎查人口的1/6，牲畜头数为1800多头只，大畜70多头只，畜种以苏尼特绵羊为主。
2007年的夏天，项目启动一年之后，参加“草原游学”公益组织天下溪的“人与草原网络”项目，组织相关学者、政府官员、NGO、牧民等多领域人士到草原游学，通过共同调查、交流、研讨，从多角度去审视草原的种种问题。 的学员来到这个项目点。和一路上所见的合作社不同的是，这家合作社既没有产品，也没有开展过很多合作社都做的联合购销，牧民更没有因入社而增加收入。
在游学期间的讨论中，不止一个学员批评这个看不到产出的合作社。达林太对我说，他当时感到委屈、绝望。自己对这个事情（推动建立合作社）倾注了大量心血，而有的人并不熟悉牧区情况，随意就拿政府投入了上千万资金的合作社“明星”做对比，他对同行中的好友发了脾气：“你们有什么理由这样评判我？”甚至对组织者说：“从此要退出江湖。”在后来不断的劝慰中，达林太这个魁梧的蒙古族汉子居然当场流泪了。这也就是我们刚见面时，他提到他项目“失败”的来由。
将项目书的规划比照项目实际的进展，说这是个失败的项目也不无道理。 项目书中非常详细地规划了从2006～2009年三年里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和产出。大到从四季营盘的规划，具体到对过去的棚圈进行简单的维护、改造，选基础母畜，并建立基础母畜和种畜的档案，对项目户进行技术培训，包括放牧、补饲。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紧急处理，甚至还写到在牧草的干草期测其高度、盖度，对整个草地的生物量、动物利用效率的计算和测量等技术性的操作。此外也包括了社会性别培训，本地的、有机牲畜药的选用这些符合NGO价值导向的行动规划。在项目末期，合作社还要筹备“戈壁羊”种畜拍卖会，有机肉食品注册和认证会等活动。 
三年之后的今天，达林太和我谈到最初的项目规划时，他依然认为项目书很完美。等我们到达行程最后一站——西乌旗，居然因为他擅长写作项目书，令当地人慕名而来向他讨教。 
但三年过去了，达林太的团队只完成了项目书中头几个月的计划内容。这次与达林太在牧区的探访，我不断被现实与规划的落差冲击着。
为抵御自然风险而合作
第一天的上午9点启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到了下午3点左右进入了锡林郭勒盟境内，惟一的一条柏油公路穿过草原，通往东苏旗。路上车辆稀少，路的两旁是平缓的丘陵和大片的土地。直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见到真正的草原。草原被厚厚的雪覆盖着，黄色的干草钻出来，不时有羊群和零星的牛、马在低头吃草。达林太说，一路上我们看到的草场很不错，2009年降水多，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雪也会令2010年成为好年景。只要牲畜有草吃，牧民生计就有保障，但他说，其实内心有时会“期待”一个灾年的到来，因为灾年能给他带来机会。
从呼市到东苏旗行程500公里，达林太说，每年他这样来回要走上6万公里，所以附近的牧民他都很熟悉。但即使这样频繁地下乡蹲点，他告诉我：“三年里，惟一的收获是牧民知道我是好人，不是骗子。二是若是遇到灾年，可能我会成为附近合作社的领袖，促成合作联社的真正运行。”几天时间里，他反复说牧民的三个特点：不博弈、领袖崇拜、不感恩。所谓不博弈，意指不容易达成合作共识，领袖崇拜的文化传统成为赋权行动障碍，而他所说的不感恩，多少包含了他多年与牧区交往的一点失落感。 
达林太并不是一个纯书斋里的学者。他1973年曾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插队， 1990年到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在中蒙边境线承包过46万亩草场，当过马倌、羊倌。他曾经冒充牧民找到当时内蒙古大学的生态学专家李波，指出李波的模型缺陷；他开过公司，深谙政经关系；他喜欢琢磨草原的事情，想当个独立学者，于是到蒙古国拿回两个博士学位。他还坚持学问是走出来的，网上有关他的资料说他是内蒙古第一位研究“三牧”问题的学者，是第一位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是第一位发现蒙古高原的草地属非平衡生态系统的学者，也是第一位将内蒙古的荒漠化定量研究的学者。我并不关心第一还是第二的标签，但达林太丰富的阅历和对牧区人文、地理、生态、政治、经济的熟悉程度，与草原扯不开的情感，让他的研究和实践风格独树一帜。 令我纳闷的是，既有理论建树，又懂得社会运行规则的达林太为什么会做出一个“失败”的项目？
晚上7点左右，我们在东苏旗住下，准备第二天拜访项目点上的牧民。第二天一早，我们转了好几条街，终于找到了吃早饭的地方。这里外来人口少，所以早点餐馆自然就少。谈到当时选择这里开展项目，达林太有几点考虑。
东苏旗是内蒙古最初的一个牧业基地，基层政府与这里的各直属机关建立了一些联系，项目点所在的嘎查就有各个单位负责的十几个项目。 达林太多年前喜欢与很多人聚在一起指点江山，评论时政。有人曾将他一军：知识分子很容易批评这个项目不行，那个项目也不行，那能否亲自做一个“行”的呢？达林太推动合作社项目的用意，就是希望民间推动的合作社与这里的政府推动的项目做个比较。
另外，东苏旗是保持较多的牧区传统文化的地方。东苏旗人口38万人，蒙古族人口占到2万多。在锡盟24个旗中，因为交通等公共设施不到位，使矿产资源开发受阻，因此畜牧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其他旗高，旗政府对牧民的政策也相对宽松。如果这个项目中的游牧目标在这里不能实现，在其他地方就更为困难了。
吃早饭的餐馆里， 店主人将刚买进的带骨牛肉堆在屋子一角。 达林太询问价格， 店主说145元/斤买进的。达林太说，从油脂的颜色可以看出这是当地的牛肉，也就是著名的苏尼特牛肉。但是如果将牛肉运到呼和浩特去卖，大概只有9元/斤的价格。因为和其他的牛肉并存的市场中，消费者无法鉴别真正的苏尼特的牛，而且苏尼特牛肉的品牌已经被别处的公司注册。
建立合作社后，达林太曾希望通过联合购销增加社员的谈判地位，从而考察了旗里的5个屠宰场。但是这5个屠宰场联合起来压低收购价格，收购后经常不付牧民现金。即使合作社社员的牲畜一起卖到屠宰场，但和屠宰场的收购量相比，仍形不成真正的谈判地位，不得不接受屠宰场的盘剥和挑剔，否则再运回去的成本更高。达林太说，相比之下，在家门口让二道贩子收购，牧民的权利更容易保障。 
很多合作社采用联合购销并从销售链条获益，但达林太说，放在销售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小小的合作社根本无法受益。因此，一路上他反复强调，农区合作社目的主要是对抗市场风险，但在牧区，通过合作经济减轻自然风险对牧民来说更重要。 
后来途经一片围栏草场时，他说这是每个合作社成员出让家里的10%草场而形成的，共有9000亩，如果遇到灾年，就可以供1200头羊吃一个月对付灾年。他下车摞了一个大针茅草籽给我看，草籽呈两条螺旋线，尖锐的部分扎到土里，遇到风吹来，草籽就顺时针旋转到地下深处。他说，羊是不吃这种草，马吃了以后，由于只有一个胃，不能完全消化掉，或者只消化草籽外皮，草籽随着马粪排出，随着马的奔跑，草籽就撒落到其他地方，对于物种交流很有好处。由于围栏导致牲畜活动范围缩小，草原五畜只有羊适合在小范围生存，而大的牲畜，如骆驼、马等越来越少了。除了各家拿出10%的草场外，还有从一家贫困户租来的8900亩草场，价格为1元/亩。这部分草场社员有偿使用，出租的收入用来设立合作社基金。这两片草场是我一路上所见的惟一的合作社产出。但最近这几年不是灾年，一直没有机会检验这个规划的适用性，所以达林太说，一般也就不介绍给外人看了。
三年才迈出合作第一步 
吃完早饭后，达林太将车停在一个小超市门口，进去买了两瓶酒。他说，到牧民家拜访、做客，按照当地的习俗，还应该买上一块做奶茶用的砖茶，但不凑巧，这家超市没有。
东苏旗是盛产诗人的地方，即使普通的牧民也可能出版诗集。我们要去拜访的嘎查书记哈·登敖其尔，大家称他“哈书记”。这位哈书记只有小学文化，但是蒙族人特有的浪漫和豪情让他出口成诗，他不但出版了诗集，还有很多获奖证书，是当地作家协会的会员。 
第一次到草原牧区的我，没有想到的是，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见到哈书记。达林太去过很多次哈书记的家，但草原上新近冒出不少小矿，导致草原上平添了很多小道，搞得达林太也认不得路了。上午9点出门，直到下午1点才落座哈书记家。碰巧他不在家，只剩他的羊倌一家人在。
晚上7点多，哈书记和朋友从蒙医院买回戒酒药赶到家。达林太说，他喝酒的时候思维敏捷，不喝酒的时候不爱说话。达林太和他说合作社的事情要抓紧做起来，他“嗯”了一声。在随后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讲起2006年走敖特尔的经历。
敖特尔是牧区独特的放牧方式，即四季游牧，“走敖特尔”汉语直译为“倒场”。因为当地连续几年的干旱，2006年哈书记一家为避灾开始走敖特尔。以前走敖特尔的牧民经过谁的草场，到了谁的蒙古包，主人都会热情接待。当地的牧民担心客人的牲畜到陌生的环境里容易走丢，还会将自己的牲畜赶出来，圈栏留给客人的牲畜。离开的时候，牧民会主动留下几只羊或者其他东西作为感谢。
开始实施承包制度后，牧民如遇灾年走到别人的草场放牧，主人都会明码标价，比如一只羊一天多少钱，现在牧民动辄谈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哈书记从自己家出发投奔西乌旗亲戚家。离家的时候，带上90多头牛、1000 多只羊、40～50匹马。一路上，走到别人的草场需要交钱，当地畜牧局要收管理费。一年多后回到家乡，牲畜或卖掉或者死亡，牛只剩下20多头，羊连死带卖后，还剩下400多只，马也只有两匹。走的时候20多万的存款花掉了16~17万，总共损失60多万。
 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哈书记家的炉火前，喝着奶茶，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不时出现沉默。哈书记对我说：“达老师是个好人。”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们起身告辞。本想当晚住在他家，但因他有客人，只好取消这个计划。 
走出门，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像是谁随意撒的一把水晶，散落得到处都是。驱车回去的路上，车灯所照之处，不时一群群沙鸡飞起。车行驶在寂静无边的草原上，忽然让我有了一种无力感。为了见到哈书记，我们用上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的收获是什么呢？效率是不是太低呢？我暗自问自己。达林太说，每年他行程6万公里，就这样一次次来，按照牧民的节奏和习惯聊天，商谈合作社的事情。
和大多数合作社一样，这个合作社也是社区精英主导型。合作社的负责人哈书记是外来推动者所依赖的重要对象。合作社的领头人如果在当地没有足够社会资本，项目就很难得到政府的配合。当面对媒体的采访时，哈书记对合作的必要性也有充分和到位的表达。但在筹备过程中，达林太领略了他的“太极”功夫。有时候明明约好了谈事，他却喝个酩酊大醉，使得商谈无法进行。2006年3月开始项目前期调研，达林太领着5个学生在这个嘎查住了3个多月，直到6月才有了第一次社员大会。合作社成立大会前夕，哈书记却要求先打入合作社账户10万元钱才同意召开。
2008年，哈书记的妻子乌那陪他去呼和浩特看病。哈书记没检查出问题，但乌那却被查出了晚期食道癌。达林太不但帮忙找医生会诊治病，还担心他们吃不惯城市餐馆的饭，从家里做好饭送到医院。乌那最终还是走了，但通过这个事情，哈书记确信达林太是个好人，对他坦承“对不起你，最初同意建合作社只是想骗点项目钱”。不久，合作社8万亩的四季草场规划才得以完成。而在项目书中，这本该是在2006年8月就完成的。 
然而，6户之间的互助合作至今也没有实现。合作社筹建时，他们也用NGO常用的参与式方法，挂上大白纸，一起讨论了三天，做出战略规划。达林太特地吸收路边一家开小卖部的汉族人加入合作社。因为当地的汉族人比蒙族人更擅长算账，通过他来告诉牧民合作的好处，比达林太这个外来人亲口讲效果更好。
牧民知晓了合作的益处，但还是不愿意合作。这里一般家庭有几千亩草场，少的也有500～600亩。哈书记是嘎查的政治兼经济精英，家里草场大概有12万～2万亩，他在这个嘎查当了16年的书记，人脉甚广。穷的牧民担心加入合作社被大户吞并，社区精英也担心成立合作社，会削弱自己在社区的控制权和权威。我们拜访的项目点是离公路最近的一户人家，男主人也是合作社的成员，曾经是这里的嘎查长，但是被“搞”下去了。达林太说，当时合作社选举的时候，嘎查长家里人多，在当地亲戚也多，而哈书记家人口少，如果嘎查长当合作社负责人，嘎查的控制权可能发生转移。 
既然无法达成6户之间的互助协作，达林太只能将6户牧民分为三组，每2户为一组，每2户的草场合在一起共同放牧，同时开展劳动合作，进行畜产品的统一销售等。给合作留一个成长的空间
 随后的几天，我们走访了一个移民点的养牛协会、一个嘎查的养牛合作社以及西乌旗一家畜牧产品综合服务协会。养牛合作社比较有起色，去年还进行了分红，有更多的牧民希望加入。目前这家合作社的账户上已有上千万的项目资金，达林太说，这是内蒙古合作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达林太分析，2007年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出现了大量的合作社和协会。一是农业部推进农村牧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每年都对农牧民的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专项的资金资助，基层政府为了申请农业部的这个资助项目，相继成立专业协会，这些组织大都挂靠在旗县的农牧业局；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政府实施了一些专项的扶贫、农业开发的对口帮扶项目，每个帮扶单位都和一些嘎查进行一对一的帮扶，为使项目款绕过旗级财政直接进入帮扶嘎查，只好让嘎查成立一些专业协会，用协会的账户来承接项目款，以便嘎查能独立使用资金并实施项目，因为嘎查一级没有独立公用账户。《内蒙古草原牧区调查报告》。来源：http://wwwbrooksngocn/caoyuan/tbzt/cyyx_a3_1php  
达林太告诉我，大部分政府主导的以承接政府部门的项目为目的的合作社的问题在于，其服务内容大都与实施的项目相关，但对其成员的服务比较少，随着项目的终结，协会的运行也就终止，不具有可持续性。而牧民自发的协会，和达林太的项目点一样，大都由一个精英人物进行管理，并不能体现合作社的平等参与、民主管理等核心价值。 
在这样的合作经济蓬勃发展的“景观”之下，达林太从两户开始的微型合作做起，效果无疑是缓慢的，甚至看上去是无效的。达林太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得牧区基本上没有传统社区了，重建社区合作文化需要更长的过程。要建立一个体现合作原则、制度健全、真正可以降低牧民经营风险的合作社，至少需要10年时间。
  内蒙古草原问题专家海山在游学讨论中，听到达林太的描述后说：“你把你的经历客观地、不要下结论地描述下来，把全部过程写出来。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复制的惟一的绝版，它是无价之宝。” 同样也是内蒙古著名学者的敖仁其说，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过程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现在从西方引进制度、从农区引进制度也是如此。新制度模式的建立必须让牧民充分地参与进来。跟他们讨论、协商，逐步创造一种内在演化的制度与外在设计的制度相协调的制度模式。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推进合作经济的模式，可能会帮倒忙的。
但现在是否能有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让达林太的试验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从容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易生研究员在参加完游学后,提出疑问：一些符合草原生态系统及生产特征（不是只有一种）的生机勃勃的制度创新会不会被“围栏”，变成一种实现“经济进步景观”等局部短期的目标的政策手段呢？ 
达林太的项目点目前还停留在2户一组的合作状态上，但他的实验已经突破了这8万亩草场。他认为，20公里的放牧半径才可以真正做到抵御灾年自然风险，所以他正尝试在东苏旗不同地方推动建立合作社，或者与当地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建立联系。如今，包括17家合作社的合作联社已经成立。他一边低调地承认“失败”，一边雄心勃勃地等待机会来检验这个实验。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3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3 作者：刘海英 2010-06-22 07:22:27 要形成 “心灵凝聚力”
安徽阜阳市南塘村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今天是2010年3月7日，九年前的今天，在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我们成立了农民维权协会。 
合作社的理事唐殿华今年65了，中共党员。是江苏一个发电厂的退休职工，从1998年就参加村民维权。老唐说，合作社走到今天，有两点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第一点没有想到是：合作社能得到政府的依法注册，有400多户农民入股，建有自己的活动办公场地，有自己的文化演出队，有自己的发展服务产业。当年维权时候，我们最大的奢望也就是村干部能少收点钱、不抓我们、不打我们。根本不敢想政府的尊重、支持。第二点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一起流着眼泪抗争腐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也会流着眼泪折腾得四分五裂。
这两点，于我，何曾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1998年，我参加村民维权，见过7次去北京上访的姚大姐，见过年逾七旬给信访官员下跪的张老汉，见过被村干部打伤而欲告无门的党大叔，见过村民经过两年清查出的问题重重的腐败账本，见过市信访局门前的滔滔民意。那时的夜晚，即使锁上大门、关上小门，我们也无法安然入睡。我们怎么敢奢望政府的尊重、支持呢？
今天取得的政府的尊重、支持，我们不是靠请客送礼，不是靠走后门拉关系，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的。抗争没有淹没我们的理智，当政府官员对我们释放善意的时候，我们不是拒绝而是拥抱。
2007年，我们合作社去颍州区委投诉区农委能源办指派的沼气建设工程队，在沼气建设的工作中违反政策的行为，我们组织了七人维权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此事。农委希望我们能到农委办公室商量解决问题，我们要求农委到我们村来对话、协商问题解决方案。农委领导、能源办领导、沼气工程队负责人开车来到我们村，合作社理事会委派两位代表领队，三位沼气用户做当事人陈述，浙江工业大学的两个大学生支农志愿者，一个负责现场记录，一个在现场拍照。重要的是对话会的议程是在合作社代表的主持下进行的，对话会的效果是明显的，农委领导当场批评了沼气工程队的负责人，要求其立即更换工程施工人员。
不久，区农委和镇政府表示愿意和合作社合作建沼气，合作社随即委派代表和农委能源办、镇政府进行协商。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兴农沼气工程队，理事会委派一个理事作为工程队负责人。区能源办支持了我们一台农用沼渣车、一台秸秆粉碎机。目前正在筹建一个沼气维护服务中心。三合镇现在的沼气池建设，基本上都交给我们兴农沼气工程队。
第二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让我们内心的痛苦，要躲在树洞里才能说出口。曾经流着泪一起抗争腐败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怎么又自己折腾得四分五裂呢？！
2003年，我们从抗争维权向农村综合发展的方向转型时，许多维权骨干愤然而去，骂我们是向曾经欺压农民的官老爷妥协；2005年的年终工作总结会上，一个维权骨干因为没有得到一张奖状而大吵大闹；也有维权骨干，在财务上意图弄虚作假，谋取私利；也有维权骨干，在合作社大团队中，秘密筹划自己的家族小团队，为一己之私利而谣言惑众、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摔桌子、砸板凳。
一时，合作社怨声载道。说，合作社太强调民主协商，管理上太软。说，合作社天天讲公正、民主、团结、合作的道理，而大家心里想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说，今天合作社的被动局面，要加强权力集中，不要太多会议商量，最好有合作社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社员人心浮动，合作社外部的民众对合作社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
重重困难之下，合作社举办了骨干学习班，大家一起看了我们合作社的纪录片《双村记》，一起回顾11年的成长历史。回顾成长路上的辛酸、热情、恐惧、勇气、渴望、眼泪、歌声，我们画了一条长长的合作社历史河流，每个人找出自己融入河流的位置，谈自己融入河流后的变化、感受——有人流泪了。
我们的学习班还在进行，家族小团队又来合作社吵闹，原来沉默不言的大家，开始站出来，一个、两个……先后十几个骨干站出来和闹事者理论,经过一个多月“斗争”，闹事者选择了悄悄退出合作社。
学习班上，我们确立了每个星期一上午为合作社的工作例会，由合作社理事会、各部门负责人、各互助组组长一起讨论一周的工作安排。确立了每月15日、30日为合作社财务结算日，每月3号为合作社财务公布日。我们还引入了民主议事规则，当我们无法就讨论的问题达成共识时，按大家约定的发言、表决规则进行，让大家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却可以不伤和气地达成共识。这些工作让合作社渐渐稳定下来。
合作社外部获得政府的尊重、支持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社的内部要形成持久的“心灵凝聚力”，因为“心灵凝聚力”散发的光辉，是引领我们追寻美好生活的力量。
白亚丽：推动合作社的思考
现就职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将合作社知识本土化——民间力量应做合作社的“翻译者”。2004年开春，在湖北神农架的小山沟的废弃小学里传来了合作之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团结就是力量”，那是在乡村建设培训班上，我们首次尝试将合作组织思想在试验点上推行。而让受教育程度大部分是初小水平的农民接受并且不至于让他们在学习中跳窗溜走的前提是，需要把教材上整齐划一的文字转化成农民能听得懂的语言，以及和本地切实的需求点结合。于是我们每天彻夜讨论，创造出了不同的招数：和村民一起改编熟悉上口的老歌、口号；让村民分组充分“抬杠”（讨论）；扮演村庄不同角色现场模拟如何成立合作社；让远道而来的先行者农民朋友现身说法案例分析等等。这种培训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在合作社培训当中使用。我们知道，如今完全靠行政命令或者资金诱饵去调动农民去学习并非有效且对合作社长远发展并无益处，作为第三方的民间力量如何去推广传播合作社，很重要一点是用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将这一进口的思想解码在国内土壤中使之有效运行。
如何充实合作社发展的内涵。我们和众多农民朋友盼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的曙光，乡建试验点推动的合作社成为了各地注册部门的首批客户。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农民合作社从注册名称到发展的产业必须是专业性的，但农民朋友们为能得到这一合法身份，仍然极度兴奋。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坚守了几年的合作社、协会，如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在进一步推动各试验点的工作时也发现，仅靠一纸法律条文仍然解决不了农村复杂多变的问题：如何处理法律层面的专业性和农村兼业型的事实之间如何协调；如果没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农民很难延伸产业链条以获得更大利润空间；在人才、资金、教育学习等各种资源缺乏的状况下，农民怎么才能有充分的能量去面对强大的市场挤压；在无法满足社员短期效益的情况下，合作社能否扩展发展内涵，而成为一个改善农村环境状况、生态治理、村风村貌的有效载体。
合作社的策略——回应点和面的关系。今年我在自己老家河南漯河也推动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尽管乡亲们的热情高涨，讨论罗列出了十几个合作社可以切入的点，但我无法对老乡们给出任何一个可以立刻带来较大经济收益的产业项目的答案。就在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常常觉得一个合作社就像是冲进了狼群的一只羔羊。在长达数十年对农村的剥夺以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求后，尽管近年来“反哺”政策不断出台，但各种利益手掌却仍然惯性地伸向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合作社需要全国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统一部署，令多年流出农村的资源和能量回流。也只有在这个策略下，合作社才能成为和各种利益主体在市场当中平起平坐。虽然有限前行的合作社试验点大多是左右腾挪于夹缝当中，或者因无法给社员带来预期收益而不得不徘徊休眠，我们仍然坚信并和他们一道，努力推动形成由点成面的局面。
徐华朝：我们的有机种植合作社
南乡镇陈塘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
我是1965年出生的，也没有外出打工过，主要在家里务农。1980年以前，当地都是传统种植方法，但是以后使用农药化肥。小时候我看过大人用农家肥种田，所以对有机种植不陌生。
2006年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当地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交通不便、环境污染较少的村。号召大家种植有机稻米，当时说不使用农药化肥可以保护环境。因为小时候见老人们用这个方法，自己就答应了。
    PCD帮助我们成立协会，为的是让更多人加入，不用农药化肥种田。我们这个村子有100户家，1000亩土地。开始的时候，只有5户参加，有4亩土地种植有机水稻。
PCD当时并没有说有经济上的好处。从常规杂交稻到传统稻种种植，开始的产量是减少的，尽管土地板结，杂交稻的产量每亩有1000斤，我们这里种双季稻。现在使用农家肥，地力增强了，每亩也有700～800斤的产量。除了自己吃，还卖一些大米。2009年家里收入了三五万，有机水稻的收入还只是占很小的部分。
我们这里每年都有一到两次的品尝会，最多的时候村里来了60多位消费者。我们让消费者尝各种有机稻米做的食品，看哪个品种受欢迎，我们就多种这个品种。种子有的是本村的传统种子，我们还到邻村去找种子。
PCD并没有给我们找市场卖大米，但是带我们参加各地的培训，北京参加过两次，认识了一些做有机农业的人。看看北京的有机商店，回去自己琢磨出销售的形式，也有外国的种水稻的专家来我们这里。
通过媒体的报道，很多人知道我们种有机稻米，很多消费者都来买。有的政府部门将我们的产品作为礼物订购。南宁还有一家餐厅，作为一个推广农家产品的平台，也介绍我们的产品。大米的销路不错，常规的大米价格一斤卖16元，我们有机大米卖到35元一斤。
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合作社。2009年已经28户社员。但是，还不是谁想入就入的，因为合作社不承诺一定要销售出去，如果是爱抱怨的、不担风险的，我们也不欢迎他入社。合作社的分红就是每100斤大米返还10～20元，也是按照交易量返还的。
但是，我们卖产品的时候，因为协会没有注册，不合法，推广产品时候不方便。后来我们成立了合作社，社员的生产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的， 培训也是统一的，农家肥的比例统一配制。我们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除了种大米提高收入，村民对生态环境都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种子，对自己的本事有了认同。 我们不光听别人的、专家的，还学会自己去实验，去对比，去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种子。 
（刘海英根据电话访谈整理）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2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2 作者：吴浩涛赵钧 2010-06-22 07:19:23 如今进入了2010年，农民合作组织在数量上发展很快，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2116万家，比2008年底增长908% （中国农业信息网，2009）。应《中国发展简报》的邀约，笔者再次对这两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以便和国内NGO和其他发展机构进行分享。
从2006年开始，笔者参与多家国际组织的有关农民合作组织的活动，考察了中国大陆10个省区的约100家农民合作社/协会，并对其进行了案例分析，在能力评估基础上提供了培训，并撰写了相关的政策研究报告（EU，2008；World Bank，2006，2007，2008，2009；CIDA，2008；Plan International，2007）。通过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实地考察和对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的分析，本文总结了当前国内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分析其原因并提出思考的问题。
小农户自发的合作社
小农户自发的、自我帮助的、具有相互性（Mutuality）的团体的发展面临种种障碍，处于边缘化位置。
在《合作社法》通过后，甚至在该法通过之前， 农民就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共同的需求， 采取了一些集体行动， 以集聚资源增加谈判能力，应对单个农户所无法应对的挑战。例如，吉林省梨树县有位村医就组织同村的农户成立合作社，提供医疗，集体采购生产资料，甚至办起了一个幼儿园；在云南，有位蔬菜种植能手就组织同村的蔬菜户成立了蔬菜种植协会，这位种植能手定期去蔬菜批发市场考察蔬菜行情，及时为会员引入适销的品种；陕西的一位桃子种植大户稳定产品价格，组织村里的桃农成立协会，与外来客商签订销售合同。
但是这些合作社都先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吉林的合作社由于社员少，生产资料采购活动和幼儿园先后停止了运作；云南的蔬菜合作社的活动一直停留在社长外出调研市场时，由其他社员到其地里代为劳动的简单合作，没有采取进一步可以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活动；陕西的桃农协会的第一次集体销售活动就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大多数会员将春桃卖给了其他可以出更高价格的贩子，有些会员虽然将桃通过合作社卖给了签约的客商，但出现了将次品混入优质品的现象，最后导致合作社的合同无法履行。
当然，上述的带有农户自发性质的合作社还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制度建设比较差，虽然设有理事会，监事会，但基本没有有效运行，无法对理事长的权力进行制衡；合作社的业务活动没有标准的符合相关财务制度的帐目，更没有定期向社员大会提供财务报告和工作报告，当然，相关的文件也没有经过律师和审计师等专业人士的审核。
对于小农户的自助团体行动出现上述问题， 其原因可以总结分析如下：
● 小农户的生产方式不需要很强的横向和纵向协调。在农业产业化后，农民合作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横向和纵向协调，即将合作社内所有农户的生产、采购和销售活动进行协调，以增加在与供应链的其他参与者的讨价还价能力，甚至沿产业链进行纵向延伸， 从事加工等活动以获得更多的附加值(Fock, Zhao, 2007)。但是，小农户的生产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生产的产品规模小，产量少，部分产品自家消费，剩余产品出售，专业化较弱，所以投入生产中的专门性投资（如特定的设备，设施等）很少，产品的交易频率很低，所以对横向和纵向协调并没有很强的需求 (Williamson,1979)。对合作社的服务依赖不强，也就出现频繁的违约。
● 小农户无力支付高昂机会成本，惟有注重短期的实际效益。由于生产规模小，收入有限，财产积累有限，小农户抗风险能力很低，所以他们的首要的需求是确保温饱，即使一季的欠收都可能威胁其生计。 而一个合作社的成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甚至金钱），机会成本的高昂使很多小农户无法负担这种投入。
● 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减少，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上升。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迁移出社区，使社区的社会约束力（Social Sanction）减弱，合作社对不履行义务的合作社成员的惩罚不容易实行；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减少，降低了彼此的信任，使组织内交易成本增加， 合作社的竞争优势降低（Williamson，1985）。不可否认，社会化服务的增加也减少了农户之间的依赖性，使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进一步被削弱（Bardhan，1993）。 
● 小农户团体的成立，缺乏合理的和完善的商业计划。合作社的本质是企业（ICA，1996）。很多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凭着对相互帮助的愿望，在成立之前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商业方面的分析，如如何找到创业的点子，如何将创业点子转化为商业计划，并进行商业可行性分析等。 甚至一些经过NGO 帮助成立的合作社也没有经过完善的商业分析，在经营上出现问题，如河南某合作社出现的教授卖大米的窘境。实际上，由于现代农业科学和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农户及其组织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产权理论表明，已无必要使他们获得一部分的生产剩余利润（Residual Claims）以控制其投机行为（Fulton， 1995）。同时， 供应链在某种程度对他们是关闭的（Hobbs， Young， 2001）。因此，完善的商业分析是帮助农户合作社找到其细分市场的必须。
● 社会的分层导致部分小农户没有进行变革的信心。由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的分层，农村的精英，如乡村干部、私营企业主等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尤其是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地方政府是强势的，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金。而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农村精英并不希望农户成立脱离其控制的合作社，因为这意味着对其权利的稀释和对其权威的威胁（CIDA，2009）。小农户当然也不愿意由于组织合作社而得罪这些精英，因为其可能的报复带来的经济和其他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如政府的优惠农资、信贷、 扶贫款往往是通过他们发放的。
● 小农户团体缺乏有能力的领袖人物。一个合作社的成功需要一个既具备企业家能力又能够尊重民主治理原则并对合作社有奉献精神的领袖人物。但是，由于受过相对良好教育，并具备一定能力的农民外出务工或自行创业， 找到这样的领头人物并不容易，特别是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没有与合作社领导人的绩效有直接的联系，在经济收入上无法对领导人提供激励。所以，在实践中，一些合作社的领头人能力不强，无法为合作社提供发展的前景和视野，也无法带领社员找到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有些领头人，虽然具备一定的技术和企业家能力， 但往往不能遵循合作社的民主治理原则，决策往往以自己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使合作社缺乏凝聚力。
大户控制的合作社
相当一部分合作社被大户建立和控制。农民合作组织由大户发起并进行实际控制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比较普遍，如江苏，浙江占30%左右（孙亚范，2008；马彦丽等，2008）。这类合作社的目的、结构、战略及其与小农户之间的关系可通过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见表）。
 （1） 江苏某茶叶合作社。 该合作社的前身是2001年由12个村民成立的股份企业——茶坊，从事采茶、茶叶加工、销售和有关的休闲旅游。2004年合股企业改制为合作社，有18位股东投资280万现金，村里的其他438户茶农为松散型会员，没有股份。2005年再次改制，452户茶农的800亩地以每亩折价1000元入股，这部分会员的股份为80万元。合作社由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总经理兼理事长。2005年前，合作社的二次返利为8万元左右，占总利润10%；2005年后，二次返利达16万元。
（2) 山东某畜禽养殖合作社。合作社由养鸡大户A 发起建立，A 同时兼营饲料和兽药代理业务。2004年A和几个养殖大户成立协会，协会的主要业务是帮助成员销售鸡蛋。2007年改制为合作社，注册时有会员10户，注册资本18万，出资最小户为1万元，最多户为3万元， A 担任理事长。10户会员中8户为养殖大户，养鸡规模在8000～10000 只/年，其他两位会员一位是饲料厂的业务经理，一位是养鸡设备销售商。2008年，共有56个社员，新社员每人的出资为1000元。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统一购买饲料；统一购买兽药；统一购买鸡苗；统一销售鸡蛋和成鸡；其中饲料和兽药均从A 的私营企业采购。 2008年，合作社出资最多的10几个成员自己出资160万，通过政府协调，以合作社名义贷款180万（这10几个成员为贷款人），建立了一个养殖基地，单独注册品牌，并与合作社其他社员单独核算。
通过对上述两个合作社和其他被大户建立和控制的合作社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类合作社的一些特点。
（1）合作社成员分为核心和外围两大类， 核心成员一般由规模类似的生产大户组成，外围成员由小农户组成；
（2）合作社的股本金基本或全部由核心成员投入，小农户占很少或不允许投资；
（3）合作社的治理由大户控制，小农户一般对合作社的决策影响力很小，基本上设社员代表大会，并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而不是全体社员大会，社员代表一般由大户中选出或控制；
（4）合作社的利润一般按股份分配，按交易额进行分配的利润所占比例很小（一般小农户成员可以获得的）或没有；
（5）政府一般对此类合作社给与资金，优惠信贷和其他政策方面的支持。
对于出现大户建立并控制相当数量的合作社的原因，可以分析如下。
● 大户更加依赖合作社所提供的纵向协调服务，并更加希望稳定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大户从事的是商业化农业生产，生产规模大，从事养殖业的一般对生产设施的投资较大， 而这些设施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专门性，即如果停止生产，处理后的价值将大大低于原值，所以也属于沉淀资本；大户生产的产品的交易频率比较高；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大户对于供应链上下游的关系的稳定非常重视，即生产资料的供应者和自己产品的购买者，这一点与小农户的差别巨大。因此，大户具有比小农户更大的动力组建合作社并依赖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其采取投机行为的可能性也较低（Williamson， 1979；Sutton， 1991； Shy，1996）。
● 大户希望通过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行建立关联（Linked Market）的市场，并使之正规化（Institutionalized）。很多大户由于多年的经营，有了固定的渠道，其业务已经进行了产业链的延伸，包括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营销。所以建立合作社，实际上是为了将自己的业务通过合作社进行稳定和发展，甚至进行某种垄断性经营，以保护自己的投资。虽然这类合作社的社员有可能得到比市场更优惠的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但社员并不能参与大户所经营的业务的管理和分享利润。
● 通过建立合作社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近年来，从农业部到各级地方政府， 都有针对合作社的各种示范计划和支持项目。这种从上而下的项目都很注重合作社的一些所谓绩效指标， 比如：社员数，带动农户数，生产规模（种植面积，养殖数量），经营销售数量，社员培训人次，资产负债数等（农业部，2009）。为了满足这些指标要求，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资金支持，合作社有追求增加社员数量的动力，虽然这些合作社的领导层并没有允许这些社员参与合作社的治理的愿望。
● 社区原来的权力结构渗透并在合作社中重复。很多合作社的领导人本来就是社区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一般担任各种组织的领导职务，与当地各个部门的联系紧密，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合作社的领导人。 
企业控制的合作社
一些合作社被农业企业利用为纵向延伸（Vertical Integration）或加强纵向联系（Vertical Linkage）的工具。由于《合作社法》允许企业等非农户加入合作社，一些农业企业， 尤其是农加工企业，即所谓的龙头企业成立了合作社。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2009），2008年底，全国合作社成员总数达1417万个，成员出资总额88016亿。根据这个数据计算，人均出资额达62万。考虑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千元， 可以认为农业企业对合作社的“资本贡献”是相当大的。
比如：广东的A 企业主要经营鸡苗和饲料。A成立了协会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发展会员，A要求加入协会的农户必须达到一定规模，其生产设施必须得到协会技术员的检查，认可，会员必须从协会（即A）购买鸡苗和饲料，接受协会提供的防疫服务， 并在购买前支付押金，社员的成鸡销售必须通过协会。
四川的B 兔业公司主要进行肉兔加工。B也成立了养兔协会，B 的董事长任协会理事长，协会的办公场所和经费由B 提供，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协会在各乡设立了分会。协会的主要业务是向社员提供种兔，并收购成品兔。
对于这类由农业企业主导的合作社，其共同特点包括：合作社的成立由企业发起，企业提供合作社的办公场所，活动经费，甚至工作人员，所以合作社显得很正规；合作社对会员的资格有要求，设有门槛；合作社的主要业务集中在会员生产的产品的销售或/和生产资料的购买；企业会通过合作社赊销其产品（幼畜，饲料等），但一般要求社员交付押金；一般当地政府都非常支持，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和信贷等，并将其列为农业产业化和合作社示范单位。
对于企业成立和控制合作社的原因，可以总结如下：
● 为了确保原材料的质量和连续的供应，以满足生产能力，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减少与数量众多且分散的种养殖户的交易成本。但是，由于种植者的数量过大，当其中一部分违约时，导致合同履行的交易成本过大（如调查，诉讼费用），合同的协调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此， 加工企业想通过在原来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来协调与农户之间的关系（Fulton，Zhao， 2009）， 并通过合作社，使农户也投资于这种关系（例如达到一定生产规模，投入专门性资产），减少违约，达到均衡（Boehlje，Schrader， 1998）。但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忌惮于农民合作社的谈判能力，加工厂商是不愿意和农民合作社进行交易的，而倾向与农户单个打交道， 为此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农业公平作法法案1967，保护农民，禁止歧视农民合作社的作法（Hamilton， 1997）。从这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合作社在中国和美国所起的不同的作用和及其不同的性质。
● 保护自己的投资和控制市场。现代农业加工业为了达到日益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需要对生产设备，研发等投入巨资。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需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的控制，比如原料的来源，价格，产品的市场等，以减少波动。通过建立合作社，这些投资者可以获得很多农业生产的内部信息和数据，使之转化为自己公司的一种无形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这是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的。
● 获得政府的支持。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大，尤其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在农业税和附加费取消后，还需要按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提供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提供基本建设的配套资金，财政的缺口更加大，所以对加工企业的增值税依赖比较大(World Bank, 2007)。所以通过支持合作社，使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税基，是地方政府发展合作社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
从以上对目前国内合作社发展的特点的分析来看，农民自发成立的自我帮助的合作社遇到了很多内部和外部的障碍，有些似乎很难克服，虽然这些合作社遵守了一些合作社的关键原则，如民主治理、成员平等经济参与等。而由大户和农业企业控制的合作社并没有遵守这些使合作社与一般投资者拥有的企业从本质上区别开的原则，虽然在客观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纵向协调的效率。但由于成员的异质性强，不同类型的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也增加了组织内的交易成本。所以，具体的效率加强的情况要根据每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分析是否是真正的合作社，并不是为了证明哪个是黑，哪个是白，而是为了搞清其目的、结构、战略和成员之间的关系（Fairbairn， 2004）。因为真正的合作社不但为成员提供经济服务，还使决策和财富能够分散 (Torgerson, Reynolds and Gray 1998)。从这一点看，这些由大户和企业控制的合作社不但没有分散决策和财富，反而进一步集中了决策权和财富，再加上政府对这些合作社的支持，尤其是直接的资金支持和一些所谓的产业政策，会造成大户和小农户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空大。从国际经验看，国内合作社的这种发展情况并不是独有的，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出现过，如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UNRISD，1975）。对于合作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出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很多研究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Attwood, Baviskar, 1993; Enriquez,1986；Develtere，1992）。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再详细介绍。
（本文作者吴浩涛，加拿大Saskatchewan 大学生物资源、 政策和商业系博士候选人（artp1337@hotmail.com）。作者赵钧， Saskatchewan 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合作社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 junzhao59@hotmail.com）。作者文责自负，不代表Saskatchewan大学的观点。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省略，需要者请与作者直接联系。）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1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1 作者：龙文夏玲 2010-06-22 07:17:51 为了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使贸易发挥帮助贫穷人口改善生计和脱贫的作用，“公平贸易”形成了一条简单而特殊的产业链，减少利益分割者。生产者组织直接与公平贸易组织打交道，按照公平贸易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并投放资金成立社区发展金，用作改善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产品质量和社区设施；进口商或销售商则给予生产者一个合理价格，使其收回合理成本，维持持续的生计和生产，并支付社区发展金，以供社区投资于社区发展。
分析公平贸易产业链，我们能发现所谓的公平贸易组织是这一链条的关键环节，他们组织弱势生产者进行生产并通过公平贸易许可生产商和销售商到达消费者手中，这一使命要通过被认为确保了贸易过程的公平、透明度及问责性的公平贸易产品认证和标签许可制度来保障。公平贸易产品认证和标签许可机构不仅制定标准、认证产品，而且厘定价格、许可交易。对于手工艺产品，由于不便于发布统一的生产制式或产品标准，通常以产品提供方是否为拥有公平贸易组织标记（Fair Trade Organization Mark）的国际公平贸易协会成员来识别，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主要基于对这些组织的信任关系。关于公平贸易的详细资料可参阅乐施会编写的《公平贸易资源手册》，网上阅读和下载地址：http://www.maketradefair.org.hk/trad.06/concern.handbook.asp。 
国内公平贸易的开展还在起步阶段，目前并没有公平贸易产品标签和公平贸易组织标记的认证和授予机构，但这并不妨碍众多民间组织、企业甚至个人致力于“惠民”、“惠贫”的贸易活动。从前面四个故事来看，国内贴近公平贸易理念的产业链已在锻造当中，有农村的生产者及其帮助机构（河北怀安县的家庭作坊、河南艾滋病村的手工作坊、“农家女”、贵州乡土文化社），有城市的销售店铺（“brandnü”），更有将生产者和销售商连接起来的产业开发者（中扶利民、欣耕工坊、彩禾家）。
公平贸易的实质是通过公平贸易组织来简化贸易中间环节，调整生产者和销售商之间的利润分配，进而实现保障弱势生产者公平受益的目标。“公平贸易”一词本身就有强势一方通过道德上的反省来向弱势一方回馈利益的意味，这种反省和回馈通过公平贸易产品认证和许可制度来监督和保障。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实际的贸易活动中，这种通过道德约束或觉悟来改变贸易活动趋利性的制度安排似乎只能通过特例的方式存在，是否能够普遍替代一般贸易模式还看不到现实可能性。同样，众多的公平贸易组织也需要通过商业利润来支持其持续运作，贸易链条的上游让渡多少给下游才能在保障公平的同时维持自身生存，实在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模糊空间。
原本弱势的下游生产者甚至会凭借其道德优势而成为强势方，使公平贸易组织的利润被压制在远较同行业一般利润低得多的水平，这一点从中扶利民、欣耕工坊和彩禾家的故事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从中扶利民的成本结构图可以看到，基地工资成本占总成本35%，而一般生产企业工人工资占产品总价格的比重为5%（总价格扣除利润为总成本，因此工人工资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应该高一些，但显然会远低于35%）；欣耕工坊在收益分配上向生产者倾斜，利润达不到行业的一般水平，基本保证20%的收益留给生产者；彩禾家在社区组织生产，当地妇女们不知道外边主流市场的价格，平时只接触游客，所以一个10平方厘米的绣片要价150元，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彩禾家仍以照比主流市场高得多价格收购了产品，甚至在生产质量未达到要求时降低收货标准，以免项目中途夭折。
公平贸易的着眼点是回馈原来的弱势生产者，但是否矫枉过正，使贸易链条中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经济活力丧失，进而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呢？这种不利地位会否导致公平贸易组织缺乏创新能力和进取精神，最终只得依靠产品背后的“故事”来维系收益呢？就目前国内一些组织和企业在公平贸易方面的探索而言，如果不依靠“故事”，那么市场的力量在没有监督和认证的情况下又会否最终偏离其预设的道德目标呢？这些问题都值得践行者们思考。
现代商业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而市场经济则是法治经济，在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之间公正分配权利和义务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经济运行的制度保障。基于此点认识，笔者以为，公平贸易能否从道德呼吁转变为权利要求，通过法治化在贸易链条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公正分配权利和义务，是其惠贫目标能否真正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贸易活动中任何一方取得正当利益必然有其权利依托。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国际协定形成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三大领域的多边贸易规则，推动全球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的、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但由于资本的不对等、信息的不对称和创新能力的差异，使得穷国及其国内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几乎纯粹扮演劳动力的角色，只能赚取血汗钱，其产品的绝大部分价值剩余则流向富国及其跨国企业，推动他们继续创新和研发，形成一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基于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反思，国际社会开始讨论的一个宽泛的权利系统：传统资源权。传统资源权主张，任何人对于特定群体所拥有的知识、发明和实践及其土地上保存的生物资源的进一步使用和开发，应当通过协商达成公平的利益分享。传统资源权可以涵盖通过保护、补偿和保存传统资源而惠益其来源群体的许多权利，如基本人权、集体权、尊重隐私、事先知情同意、环境保护、社区发展、文化传承、传统实践和创新，以及相关的有形和无形财产权利。所谓传统资源，则可以定义为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由个人、群体或全体公民在土地上和社会生活中所保有和传承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信息以及与这些信息无法分离的有形载体。参阅龙文论传统资源财产权\[EB/OL\](2010-01-05)中国民俗学网，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6544。 
赋权意味者贸易链条中利益相关方的公平受益不再是道德上的赐予或恩德，而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应当在国家法律中体现并通过专门的制度框架运行。国内众多民间机构、企业和个人对公平贸易活动的积极参与正在为传统资源赋权提供实践基础，笔者也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公平贸易的行动和思考，推动相关立法活动的前行。
（龙文系知识产权出版社编辑，夏玲系江西省宜春技术学院教授）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0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80 作者：刘海英 2010-06-22 06:53:03 最近几年这个局面有所变化。一些新人、新思路进入公益领域，诞生了一些新公益组织或者嫁接了公益理念和工作手法的公司，他们的实践探索露出了创新路径的端倪，这也给传统NGO的工作方式和思维带来了冲击和影响。北京中扶利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扶利民”）、上海欣耕工纺、李连杰壹基金在四川大地震后支持的四川阿坝州羌族妇女就业帮扶中心成为业界的佼佼者，新近成立的还有乐创意公平贸易发展中心（以下称“乐创意”）、北京彩禾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彩禾家”）等等，甚至北京一家礼品公司也改弦易张，更名“绿动力”（北京绿动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内部成立NGO手工艺品推广中心。即使是刚刚创立3个多月的“brandnü”公益店，也成为媒体高度关注的对象，3个月内接受了10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
本文从这些目不暇接的新鲜、有趣的变动中，撷取了4个故事，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
  对话王静艳：中扶利民运作逻辑三、二、一 
在公益领域里谈手工艺品商业化、市场化成功转型，不谈中扶利民是不完整的。这家公司是在英国壳牌基金会的支持下，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5年成立并且股权全部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尽管是以公司形式注册，最初也是和很多NGO一样按照项目方式运作。
来自商业领域的王静艳自两年前接手这个项目以来，公益项目市场化经营已经小有战绩，现在可达盈亏平衡，同时被认为是能提供成熟产品的少数几家组织之一。业内人士手里的名片夹或者钱包，不经意就露出了“幸福花”的商标（中扶利民的注册品牌）。10月初，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间办公室里，笔者见到了快人快语的王静艳。
笔者开门见山问王静艳：“中扶利民的经营策略和NGO的类似项目有什么异同？”
如果NGO项目运作逻辑是一、二、三，她说，中扶利民的策略是三、二、一。 运作的逻辑和传统NGO的顺序是相反的。
在王静艳看来，一般NGO帮农民卖东西的逻辑是错的。这个逻辑顺序是；先妇女培训，如果妇女不愿意来，有的NGO还要支付误工费；第二步是设计，设计往往找兼职或志愿者来做，这样做基于的假设是设计师都是有爱心的，他们能设计出好作品。但兼职设计师不了解农村环境，工作时间也不能保证，而且有的机构推荐的设计师还是初级的模仿阶段；第三步是生产，NGO项目的逻辑是先认为本来产品就有市场，生产出来必然就会有人买；第四步是卖产品，但NGO不知道怎么卖东西。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和外国使馆联系，希望让外国人来买我们的东西。
事实上，从市场角度看，外国使馆不是最大的目标客户。第一，他们出于爱心可能买一次两次，但不会总买；第二，他们不会批量购买蕴含中国文化的礼品赠送他人，而是一定会批量购买体现他们本国的文化和思想的东西；第三，外国人越来越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如果出价很高，他们也不会买单。一言以蔽之，在来自商业领域的王静艳看来，在公益圈子里，爱心是充盈的，但实践是匮乏的。
转到中扶利民的生意经，她说，既然做的是生意，有财务硬约束，所以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消费群体在哪里？他们需要的产品风格是什么样的？因此，第一步要做市场调研，了解市场的需求。第二步就要考虑在哪里生产。河北的怀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离北京最近，交通运输成本低，也方便培训，加之这里以前有个缝纫厂，很多人有过相关从业经历。最后才是培训妇女。有了具体的生产项目，即使组织者不给妇女误工费，她们也愿意来。
在以前的媒体报道中，王静艳说过“当地合作伙伴中不是没有提出过为我们提供免费的集中工作场所，没有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始终坚信妇女不仅仅是劳动力，更是社区构成的一部分。妇女们之所以选择留守在家乡是因为她们有照料家庭的需要，我们推动的生产模式不能打破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这番话很符合NGO的价值理念。我问她：“这个坚持是出于不让妇女离开社区的考虑还是生意上的考虑？”
她非常直接说：“生意上的考虑。”因为分散生产，可以将厂房的固定成本转成可变成本，使成本分散。
由于中扶利民的摸索实践，王静艳开始质疑主流西方管理学理论。她认为，管理学理论是基于大工业流水线生产而产生的，分散家庭作坊生产会加大管理和监督成本。但是，从王静艳的经验看，大规模流水线作业适合标准统一的制作，便于质量监督。但是，小作坊有小作坊的优势。手工艺品强调个性，个体化的作品不需要流水线生产，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中扶利民在某些程序上设置半流水线作业。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分散模式下的标准化生产管理方案。
中扶利民已经开了网上商店。最近出于展示的缘故，也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楼下做了一个店面。但零售不是中扶利民的主导业务。“我们在北京的东方君悦酒店、烟袋斜街有店在代卖，但我们目标不是做零售，因为成本太高。每月几千的营业额，要养两个店员都不够。所以我们着力做订单。但是我们也会和大型合作方合作。”
不少同行都认为，背靠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资金和销售网络上中扶利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王静艳并不认可这个优势。她觉得NGO往往假设很多人都会被爱心所打动来买产品。“如果我打扶贫基金会的牌子，那么中国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扶贫基金会呢？我到农村去，他们只知道我就是老板，他们不知道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关系。在我的名片上，也没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名字。在商言商，我们要参加商业展会，进入真正的市场竞争，而不是靠不稳定的志愿者服务，持续增长的销售额才是成功的保证。”
对于NGO非常擅长的妇女培训，在她看来，一些培训还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宣讲层面上，比如给妇女的培训，除了讲“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字眼，没有更多具体内容承载这个思想。但是中扶利民更希望农民在实践中改变理念。据称，现在生产基地工人月工资可以达到2000元，他们非常愿意继续做下去。
在这个基础上，王静艳开始引导小组长：“你要把下面的人管好了，你才可以挣到钱。”这个管好别人的任务就促使他去了解别人的需求和问题，流水作业也需要协作和团结，同时基地的妇女会自己考虑如何改善生产水平，如何创造更好的生活。在给予最基础的生产技能培训的同时，中扶利民也给当地妇女做能力培训，理念培训。所以，我们以前想要实现的妇女能力提升，妇女自我权益争取都已经达到了，同时又增加了收入，项目也是自负盈亏，达到了多赢的局面。
这样的市场化运作和NGO理念有时会发生矛盾，因为中扶利民的背景毕竟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很多人都质疑她：“你返还农民多少？”她无法一一解释，干脆就说：“这是商业秘密，我出的价钱他们愿意做，就算成交。 我不关心这个返还比例，按照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就可以。农民会衡量成本收益， 他们接受就是觉得是合理和公平的。”但是笔者在中扶利民的网站上，看到了成本构成图，并不是她所言的“商业秘密”。
中扶利民生产成本构成图对于这个行业里涌现越来越多的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或者机构，同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合作、优势互补，形成一个各司其职的产业链条？在某家机构的可行性报告里提到，针对中扶利民的销售市场和设计的问题，该机构为之提供设计师和销售市场。当笔者问起合作进展时，王静艳说：“请问哪个品牌不是自己的设计师？”在王静艳看来，公益领域的同行们能提供的东西很少，设计师也尚不成熟。放在大的市场背景里看，销售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如果哪家机构称能帮助我们开拓市场，但现在它手里有的市场是多少呢？相比之下，我们自己已经有一家专卖店，有几家代销店，也将与壳牌中国地区的加油站合作，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空间。我们自己的设计师为这个品牌的产品已经设计了两年了，对于基地妇女的工艺水平，对于市场的定位，应该更准确吧。”她坦率地说。
对很多NGO通常采用的公益产品“营销”手法，王静艳并不认同：“以前我们也参加很多NGO的交流活动，在小范围内做产品展卖，但是这能带来多大的销售额呢？最好的一次，我们才卖了1000多块钱，但是投入的人力、资金、时间成本都是很大的。而且这种销售方式不可持续，我们不能天天靠这种小规模的展卖来生产。所以，我们去杭州参加商品交易会，我站了四天的柜台。外贸公司和礼品公司都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这才是真正的市场认可。”
   “你完全可以在外边做一个公司，为什么要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做这个公司呢？”笔者问她。
她笑笑，答到：“其实我非常关心，以前我总以为扶贫就是给农民点钱，但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个领域有很多新想法。很多超前的东西，但有些是不靠谱的。”她说中扶利民的使命是为中国贫困地区创造市场机会，目标是建立中国贫困地区特色产品的市场平台。“我们也正在搭建这个平台，大家可以使用。”在另外的场合，笔者也听到了议论，说中扶利民在东方君悦酒店设的柜台就是业界的一个共同的舞台。 
从商业角度来说，中扶利民背靠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在于钱上的资助，而是对农村的了解。很多人知道在农村可以做事情，很多人想进入这个市场，但是不了解农村，也不了解这个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在这个角度上，中扶利民信息是对称的。此外，当一个新创品牌的公信力处在培养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权威性无疑为中扶利民增加了可信度。
邂逅欣耕：只做你的众多客户之一
在2009年8月初举办的京交会上，笔者第一次知道上海欣耕工坊（以下简称欣耕）。欣耕成立于2007年，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业内比较成熟的、可以组织规模化生产、有质量控制能力和研发能力、销售能力的组织。
这次在北京展出的产品既有乡土特色，也有鲜明的时尚元素。产品包括服装、环保布包、靠枕、香包、筷子袋、笔记本等产品。欣耕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在产品设计中，坚持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路线，比如加入陕西洛川虎布软雕、年画等元素，再辅以现代设计，运用环保材料手工制作而成。
相比中扶利民背景的华丽，欣耕成立的肇因与很多草根NGO类似。它的创始人是来自新加坡并在中国大陆经商多年的朱柄肇先生。2006年，朱先生在一次朋友聚餐上，得知河南艾滋病村村民为了生活而从事危险的自制烟火爆竹加工工作，爆炸伤亡事件时有发生。于是他萌发了在村里建立手工作坊的想法，以缝纫生计替代爆竹的生产。前期培训虽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到2008年欣耕已经可以承接规模化订单。
业界谈到目前发展最好的三家时，都会说是中扶利民、壹基金支持的阿坝州羌秀和欣耕。相比前两家，无论在资源、资金、品牌，欣耕都与前两家没有可比性，它与其他NGO的资源结构无甚大区别。但为什么两年之内可以取得不错业绩呢？ 
敦厚儒雅的朱先生虽没有王静艳的快人快语，但他们都特别强调“质量为王”。朱先生说，从一开始他很非常明确的是，无论是欣耕还是受助群体要生存下去，必须找到自己谋生方式，产品必须要有竞争力。所以朱先生将欣耕定位为商业机构，将自己和其他商业机构放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市场需要什么，欣耕生产什么。虽然机构运行是有公益目标的，但尽量能让产品有特色，不单单靠背后的故事卖东西，产品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朱先生做贸易出身，这样的职业经历让他格外看重产品质量。他经常说：“同情只有一次，我不喜欢人们带着同情心买产品。”
当初在河南启动项目花了60万。朱先生说：“因为第一次做，走了很多冤枉路。 一个人的思维和生存环境不同就有不一样的见地，所以一路上学会了很多东西。如果现在再做，原来要付出的成本可以减少很多。”换言之，一些规模不大、实力不强的NGO只要认真做事，方法得当，欣耕的成绩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朱先生认为，办公室设在上海也有一些区位优势，这里有更多企业，也就意味着更大的购买力，信息多、设计人才也多，这是欣耕有利的条件。因为有些订单批量很小，几十件或者一百件，为了减小物流成本，欣耕还在上海建立一支以弱势群体为主的制作团队。
同中扶利民一样，欣耕目前主要是以商务礼品为主。这样定位的考虑一是规模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二是保证加工者总能有活儿干，而零售的节奏比较慢。但朱先生以前做贸易的销售网络却完全用不上。成立欣耕后，客户除了朋友帮着介绍外，更多地是从零开始自己敲门推销。
欣耕现在有1名专职设计师，还有10多名志愿者设计师，这个套路和中扶利民有些差异。后一种设计师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一类是有社会经验的成熟设计师。 欣耕无法给设计师市场水平的金钱回报，所以吸引设计师的关键是他们对需要设计的产品的兴趣。欣耕产品上还要标上设计师名字来满足设计师的成就感。此外，和设计师签订合约保障设计收入和销售量挂钩。
“针对不成熟的设计师，怎么保证设计的产品有市场呢？”笔者问。朱先生说，欣耕每有一个新设计，都像做问卷调查一样调查产品如何。如果大家感觉很好就过关，否则就需要修改。
尽管欣耕在控制成本、提升品质上有不少自己研发的管理方法，但由于不能完全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生产地点和生产者，同时在收益分配上向生产者倾斜，利润达不到行业的一般水平。朱先生说，各个批次的产品利润不等，但欣耕基本上能保证20%的收益留给生产者。
欣耕在河南省艾滋病村开展家庭手工作坊项项目时，就曾明确生产者不是欣耕的扶贫对象，而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欣耕只是他们的客户，并且是他们众多客户中的一家。欣耕在村民面前也刻意回避自己公益组织的性质，只以一个合作伙伴、一家公司的形式出现。朱先生解释：“如果说是公益组织，他们思量的会很辛苦。我们不想用太多复杂的东西灌输给村民。”
欣耕的信条是“授之渔，而非鱼”。朱先生说：“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打开他们的技术和思想的心结，找到自己目标。”例如和河南艾滋病村的合作本来就是松散型的，在培训她们缝纫技术的同时，挑选当地管理人才进行管理培训，所以至今为止，从接货、裁布、生产、验收、管理等基本上都是在当地完成。后来有人出去到周边的工厂或者工地找工作，或者不种小麦改种花棚，还成立了花鼓队，在人家喜庆或者开业时表演获得收入。当有的基金会进村送东西给他们时，有的村民会说：“你们装东西的布袋子以后让我们加工吧”。当介绍到这里的时候，我听到朱先生的笑声。他认为，这种自主意识、自立能力的培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探访“brandnü”店：公益产品+二手服装
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窄窄的街道两旁咖啡馆、餐馆、特色服装、礼品时尚小店林立，整个上午行人稀少，相比附近的雍和宫大街，这里算是闹中取静。
胡同61号的“brandnü”公益店店门紧闭，但墙上留着一个手机号码。笔者打完电话几分钟后，店主人回来了。笔者问： “你就是传说中的祥子吗？”
眼前这个祥子很时尚，暗绿色过膝长袜、一只手的4个指甲上不同的颜色引人注目。当我们坐在门口台阶上的蒲团上聊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外国女人冲他说了两遍：“你真帅！” 
祥子出国前在某外企做管理，后在加拿大生活学习了10年，除了主修管理，还学习了一些佛学课程。回国前他就琢磨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他曾经想到NGO中工作，为此也经常浏览中国发展简报网站的招聘栏目。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妻子听到农家女创始人之一吴青老师的演讲，讲到农村妇女的权利与贫困的问题，被深深吸引了。祥子也因此结识了农家女的陈韦帆。正好一个英国朋友有个店面供他免费使用，就萌生了开一家公益店的想法。他与陈韦帆、李艳一拍即合，随即与农家女负责人沟通。两个月之后，这个被媒体称为北京第一家的公益店顺利出生了，主要经营捐赠的二手服装和手工艺品销售，开业3个月内就已经略有盈余。虽然和10年前祥子出国前的工资相比，自我雇佣的工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但他还说三个月来的顺利超过了当初的想象。他说，这几个月是他快乐的一段时光。 
低成本策略与公益环保概念结合，加上准确的消费群体定位，是公益点店初步成功的保障。这个店面的租金如果按照市价，每年大概有3～4万。而至少1～2年内这个店面是免费使用的。此外，做二手衣服基本没有资金成本。二手服装的再利用体现了环保和节能的理念，但很多人为了表达爱心，一般将自己的衣服直接邮寄给灾区或者居委会，但是城市人喜欢的未必适合农村，再者长途运输也不环保，祥子相信未来在服装再利用上是可以发展出一条路子来的，而这个小店未来可以充当一个甄别、筛选、供需结合的平台。
祥子接受捐赠衣服的条件只有“干净”一条。但送来的衣服60～70%的服装不适合在这里销售，他会转给城郊结合部的另一家公益组织的公益店，他相中的衣服经过消毒处理后售卖，一般市面上价格过千的衣服在这里是百元以内。
   他说，国外很多人接受了这个模式。一些喜欢时尚或者大牌的年轻人也会接受二手服装。由于媒体宣传和朋友圈子里的传播，除了北京外，远在上海、南京的朋友也将一些干净的衣服送来。店里除了青年学生，很大比例的消费群体是在京的外国人。
小店的另外一部分收入来源是公益组织的手工艺品销售，收入目前与二手服装各占一半。因为属于代销，所以也无占压资金之忧。小店目前主导产品来自中扶利民。祥子说，它们的产品相对成熟一些，市场销路好些。另外也有一些阿坝羌绣和欣耕工坊的产品。
除这两大项收入来源，祥子开始做订单或者自行设计并小批量生产。店里挂着四川灾区妇女手工缝制的棉袄。这个棉袄是祥子设计的，原来的设计更复杂，但是农家女负责人谢丽华告诉他，当地妇女的技术还做不出太复杂的衣服，所以他简化了样式。笔者看着那些乡土味道非常浓的棉袄，反复问祥子：“这衣服有人买吗？”他总是微笑回答我：“有啊，关键看你怎么打扮。”  
此外， 他已经联系了服装学院的学生， 组成4～6个人的小组， 开始启动着手二手服装改造的工作。
祥子与农家女的合作是松散型的。农家女并无资金投入，属于品牌合作。祥子是以农家女这家公益组织的名义来收捐衣服。除了每月会将流水账目交给农家女，目前能做到的只是给每个捐助者一个卡片。他琢磨着，是不是以后做一个感恩卡，或者用其他透明公开的方式给捐助者信息。他希望“以后无论在我们店里买了什么东西，都会有感谢卡，感觉这样能体现出我们的公益特质。给店里的捐赠，我这边会有记录，会发感谢信给他们。销售状况、利润去向都会及时发邮件。”
除了经营这个小店，祥子用一些市场营销策略、方法帮助其他公益组织。9月26日，祥子帮北京慧灵在一个朋友开的墨西哥餐厅举办了一个画展。参展的20幅画中目前已经卖了9幅。祥子对这个成绩很满意。他认为，销售成功的关键就是找到了适合的目标客户。
在策划、布展中，祥子投入了资金，但他并未从慧灵的绘画收入中提成。他只是将画印制在T恤上，以这些T恤的收入弥补了投入的资金。 
祥子看起来不是一个专业的生意人。对于财务他也说不是很在行。但他说了一句与王静艳、朱柄肇同样的话：“不能光依靠爱心来卖东西，那样没有回头客。”彩禾家的“园艺”：嫁接公益与市场
根据以往NGO在扶贫和公平贸易乃至性别项目的实践与观察，李艳认为，与主流市场上的同类商品相比，现有的农村社区及残障人士生产的手工艺品无论在价格、设计、质量及品牌上均无明显优势，其最大优势在于其文化与公益故事，如果在消费者社区找到听故事的人，再在此基础上锁定目标客户群体，就能进而真正帮助农村生产者及残障人士循序渐进地参与到市场活动中。
基于设计和销售网络这两个以往NGO项目的短板，李艳的彩禾家成立了，也就有了她所说的三个“第一”：第一家定位在专职营销代理农村生产者及残障人士生产的手工艺品的社会企业；第一家为NGO及设计师提供营销代理服务，以最终推动公平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的社会企业；第一家建立责任消费社区建设营销网络的社会企业。 
从一个传统NGO工作者出来做企业的总经理，怎么化解商业与公益的冲突？工作手法有哪些异同？李艳说： “农村社区工作的手法与NGO无异。” 
纯粹的商业采购行为只需要按质论价，但李艳在一个瑶族社区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谈下来价格。由于当地妇女们平时只接触游客，不知道外边主流市场的价格，所以一个10平方厘米的绣片要价150元。与彩禾家合作的贵州乡土文化社组织妇女们到贵阳、凯里挨家挨户推荐产品并询问价格。回来后，妇女们知道彩禾家的收购价格不低。随后妇女们继续谈判，说他们的绣工比外边的好，最后李艳按照比主流市场高得多价格收购了产品。
到了生产第二批产品的时候，有的质量不过关。如果按照商业规则不收购也是合情合理。但是NGO合作伙伴说，如果不收某个人的，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后就不做了。乡村社区内大家非常团结，她不做了就会带动很多人不做，那意味着一半人退出，这个项目也就失败了。 因此彩禾家减少退货量，再由NGO合作伙伴解释退货原由，引导妇女们逐渐接受市场规则。
正是按这种方式，李艳希望建立彩禾家与地方NGO之间分工合作机制，即地方NGO负责生产管理，彩禾家负责市场拓展与产品研发。   出了农村社区，走进市场的李艳又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作。李艳要去了解商务礼品市场的模式，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自己产品的空间。如何在公益与商业之间找到一个支点？李艳的公司已经探索开展一些项目，除了与NGO合作，建立产销联系外，还与多年经营商务礼品的广告商合作，整体开发企业商务礼品市场；和一些国际贸易商建立合作，面向海外市场推广中国的惠贫手工艺品。同时与设计师群体联系，力求为惠贫手工艺品提供持续的产品研发支持。 编后
在上文提到的沙龙上，李艳和与会者都谈到了目前整个业界面临的挑战：一是没有准确有效的市场定位与产品研发；二是在产业链的不同利益相关者间还没有建立共赢的合作机制，没有一个良好的商业循环模式；三是尚未建立公平贸易的大品牌形象。
但是从上面四个案例看出，一些新的特点正在逐步变得清晰：
（1）都不把产品背后的故事作为唯一促销手段，甚至刻意回避。
（2）定位中高端市场，以销定产。和以往NGO项目先有产品再有市场的盲目状态不同，虽然市场调研未必有效，但是已经开始先调研后生产。产品在现阶段以订单而非零售为主。 
（3）注重设计力量的培养。李艳曾经希望以版税形式支付设计费用，但是80%设计师不这样做。因为如果按照主流商业模式支付设计费用，机构就很难建立起一个长期有效的稳定研发队伍。中扶利民有自己的专职设计师，欣耕设计了独特的动态激励机制，将专职和兼职设计资源结合。其他公司的股份合作、品牌合作等多元合作形式都在探索中。
（4）专业分工开始，产业链条正在形成。从产品研发（包括提供设计资源）到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有提供服务的机构。有的机构参与整个链条，有的机构只在设计或者销售网络阶段出现。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9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9 作者： EET2008访美小组 2010-06-22 06:50:07 博物馆与环保建筑
湾区南部的蒙特瑞湾（Monterey bay），曾在19世纪后半期因捕鲸工业发展而兴起，到了20世纪，鲸鱼大量减少，捕鲸工业难以持续，于是向沙丁鱼加工业转型，成为全球最大的沙丁鱼港，然而到了二战后，沙丁鱼群也消失了，物种遭到严重破坏。
经济发展几经波折，众多工厂只余废弃的命运。1978年，因HP创办人之一的David Packard与他女儿热爱海洋生物，出资将一间沙丁鱼工厂改建成水族馆。目前这家蒙特瑞湾水族馆是全美最大规模的海洋水族馆，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水族馆如同一扇通向海洋的大门，一大特色即是筑通道引海水穿越建筑，使博物馆与海湾成为一体，让人们和海洋之间几无界线，鱼类们可通过海底通道循环往复。
水族馆集研究与教育于一身，目前馆内还陈列着沙丁鱼工厂时期的生产工具、照片、罐头实物等，直观的展示出从破坏到保护的变迁之路。身穿红色制服的志愿者随处可见，他们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游客如有疑问，随时可为之讲解。馆内十分注重对儿童的教育，如给海獭、企鹅喂食时，都安排儿童围站前排，讲解水族们的生活习性、生存现状等。
蒙特瑞湾水族馆虽然美轮美奂，但对普通的旧金山人来说，驱车两三个小时前往也殊非易事。这一点上，加州科学博物馆（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大有优势，它就位于旧金山市内金门公园之中。
除了规模较蒙特瑞湾相对小的水族馆外，加州科学博物馆尚有天文馆、热带雨林、非洲区以及宣传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开放性展区等。此外，这座近年重建后于2008年开放的博物馆本身还是节能环保建筑的典范。
博物馆的生态屋顶造价高达5000万美元，布满了1700万株本地植物，如沙滩草莓、海粉花、加州罂粟等。植物吸引来飞鸟、蜜蜂、昆虫等筑巢，不需要人工灌溉，就能形成独立的生态圈。同时这种生态隔热板大大减少了空调所耗费的能源。博物馆透明的玻璃屋顶以及随时调节关闭的天窗使得馆内90%的空间可以运用自然光源，调节室内温度，降低电量使用。
节能的设计大大提高了博物馆的名气，据说自2008年重新开放以来，每天馆内都是游人如织，生态屋顶更是一大景点，成为参观者的必到之处。
在宣传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开放展区，笔者注意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关于是否应该修建水坝的投票，游客需将美元投入表示支持或反对的玻璃柱中，从图中可以看到，表明“YES”的玻璃柱中的美元明显高出“NO”的，这或许说明部分美国人在是否建坝的问题上，与部分环保主义者的理念尚存在一定分歧。
说到节能建筑，位于伯克利（Berkeley）的Brower Center同样以此著称，它得名于现代环保运动之父大卫·布罗尔（David Brower）。大卫·布罗尔曾担任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草根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首任执行理事，并创立了塞拉俱乐部基金会、地球之友、Earth Island Institute等环保组织。
Brower Center建筑的53%使用了回收材料，室内的家具大多可以随意拆卸再利用。办公区100%使用自然采光，并采集太阳能。雨水通过收集系统可供灌溉及冲厕，尤令人称奇的是，收集雨水的系统是由废弃的子弹头建造而成。
整个建筑的自动照明控制让灯光在日光不足时才启动，同时建筑采用矿渣混凝土（钢铁废料）建造，横竖楼板内都含有钢缆，在减少二氧化碳和水泥含量之余增加了强度，并减少地震时的风险。据讲解员介绍，Brower Center可能是地震高发区的旧金山一带最安全的建筑。
环保NGO的只鳞片爪
旧金山之名得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移民们带着梦想来到西海岸，却发现金矿并不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致富需求，落户湾区之后，不少人发现可以利用潮汐制盐，于是在19世纪末，旧金山海湾的制盐工业发展起来，尤以东湾地区（East Bay）最为发达。久而久之，湿地纷纷变成了盐场，再变为荒地，物种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如今东湾不少地方的海拔已降到海平面五十米以下，为了保护海湾，一些环保主义者在1961年成立了Save the Bay（1970年注册）。
通过志愿活动开展环境教育，是Save the Bay的工作特点之一。11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参与了Save the Bay在东湾的一次志愿活动，主要工作是植草劳动，即除去工作人员事先标出的外来物种，种植上本地物种。长此以往，可恢复该地原来的生态面貌，直至将杂草丛生的荒地恢复为湿地。在半日的活动中，从讲解物种、分发工具、指导种植，到最后的总结、量化产出，组织井然有序，参与者们也都相当有成就感。
当日参与活动的约有20余人，大多是一家数口开车前来，目的各不相同，有单纯愿为保护环境尽力的，也有学校要求学生参与志愿活动以拿到学分的，但大多都是白人，且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据说这也是不少环保组织的定位，即将中产阶级、白人作为他们主要的目标受众。究其原因，经济实力带来的门槛不可忽视，如东湾的志愿劳动、参观蒙特瑞湾水族馆等，距人口密集区均有一定车程，活动中的语言也都以英语为主，许多有色人种经济状况较差，不能参与环保、乃至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美国有不少环保NGO专事环境公平与正义项目，如我们此次到访的亚太环境网络（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简称 APEN）。
APEN成立于1993年，位于同属湾区的城市奥克兰（Oakland），多数工作人员都是亚裔，其工作宗旨也是促进少数族裔的组织能力、为少数族裔赋权。APEN注重培养社区力量，常常会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从中发展骨干分子，并强调这些人是 “核心领导人”（core leader）。目前APEN开展的工作包括选举小组（帮助少数族裔实现选举权）、美丽湖捷运发展计划小组（干预地铁的设站与修建）等，机构现有375位活跃会员以及280位前AXT工人。
AXT的维权运动是APEN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次维权事件。AXT即美国晶体技术集团，其使用的砷化镓等物质对员工有致癌危险，在APEN的帮助下，工人们将公司告上法庭，最终政府向AXT多次开出罚单，并赔偿工人。然而据APEN告知，AXT在美国碰壁之后，竟将生产部门搬到了北京，至今仍在通州经济开发区内开工生产。
除APEN外，此行访问的华裔为主要工作人员的NGO尚有位于旧金山唐人街中的华人进步会（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简称CPA），CPA的主要工作是华裔劳工维权及社区建设，也在旧金山东南地区开展环境公平项目。旧金山东南部是工业密集地区，电力厂、污水厂、船坞、柏油厂等集中于此，同时880号高速公路上，货车频繁往来，造成此地污染严重，居民致癌率和哮喘发病率都比别处偏高。但因为地价便宜，渐渐成为华裔和拉丁裔聚居地区，目前数家组织都在关注并力争组织该地居民保护自身健康。
在访问两家组织的时候，我们注意到CPA与APEN在筹款方面有一点大不相同，APEN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也包括一些个人和机构的捐赠，CPA则部分来自政府卫生局等部门的资助。对此APEN表示希望经由不依靠政府资金而最大限度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CPA也常常陷入政府资助下的两难境地：他们需要政府的资助，也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但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形式，只是提供部分资金给NGO，而不再直接参与本来应该由政府解决的一些问题，这往往让CPA们感觉到事情更加棘手难办。  
但在我们看来，美国的政府部门对NGO工作支持程度已经相当高。
在拜访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时，负责绿色金融的项目官员向我们讲述了一些小故事，如在三峡大坝建设招标时，曾有一家美国卡车公司参与竞标，中国政府要求参与竞标企业垫付资金，该公司便向美国政府申请贷款。地球之友了解到此情况后，驻华盛顿的办公室对政府进行了游说，成功影响了政府没有给该公司贷款，虽然后来花旗银行给了该公司贷款，但地球之友由此找到了这种影响政府的策略，并一再实施。如在APP（金光纸业）上市之前，不断发布报告，披露其破坏环境的劣迹，阻止其上市，以致后来APP主动向NGO示好，SCRAP回收的材料智障儿童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手工劳动表示将改善其工作，直到九个月后，APP才得以上市。
除了支持NGO的工作外，美国的环保部门本身在机构设置和功能定位上的独立性，也值得中国的相关部门借鉴。
小组此行匆匆拜访了美国环保局（EPA）在旧金山的办公室。EPA是独立于美国内阁、直接向白宫负责的行政机构，兼有执行环境法规、监督公司机构以及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的功能，同时由于有国会划拨的预算，可直接向各州政府、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直接提供经济援助。
垃圾回收处理
本次访问接触到的二十余个NGO中，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废旧物品回收并出售的机构——SCRAP（Scroungers Center For Reusable Art Parts），他们的工作也可算作是垃圾回收处理中的一环。这家机构位于旧金山市郊，自1976年成立以来多次搬迁，只因利润微薄，不得不寻找租金更低廉之所。
目前的机构所在地是一家工厂的车间旧址，兼具办公与商店功能，走进去，一排排堆满各式各样物品的货架，纺织品、纸张、玻璃、木材、塑料……甚至还有京剧的服装脸谱，俨然一家包罗万象的超市。
这些物品大多来自企业、机构和个人的捐赠，SCRAP将之分类、展示并针对艺术家、教师和社团出售。美国许多艺术教师需要自己掏钱为学生购买艺术制作材料，而SCRAP的物品售价低廉、且环保实用，故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对企业和机构来说，节省了处理废旧物品的费用，同时可以获得减税，因此许多酒店和制造工厂都乐于捐赠物品。此外SCRAP还有一个区域专供社区的智障、残障儿童学习、手工劳动，使之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旧金山是美国西部最大的金融中心，经济固然发达，产生的垃圾也堆积如山。除了SCRAP可回收的垃圾外，尚有大量其他不易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理，亦是我们此行关注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国内为了解决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垃圾难题，纷纷上马垃圾焚烧厂项目，由此引发了多地的居民反对。与争议四起的国内垃圾焚烧相比，美国垃圾焚烧已是夕阳产业。全球反垃圾焚烧联盟（Global Anti-Incinerator Alliance，简称GAIA）专事反垃圾焚烧工作，有82个国家的600多家组织加入此联盟，并通过邮件和网络开展协作。据GAIA设在伯克利的办公室的协调人Keith女士介绍，焚烧垃圾不但会产生二英和呋喃等有毒气体，且焚烧炉维护成本高，焚烧之后也有残留的化学品无法处理，只能再次填埋。同时在垃圾分类尚不完善的国家，焚烧使得许多本可回收的垃圾失去价值，焚烧本身更会消耗许多能源，可谓二次浪费。
当日我们随后参观了附近的伯克利垃圾处理中心，它属于一个叫Ecology Center的非政府组织，据称Ecology center依靠垃圾处理场和另外一家商店的收入便能保持收支平衡。
在美国，人们丢弃稍微大点的废物也要付费请人处置。当地人如果请人处理垃圾，需要付出287美元的垃圾处理费，但如果送到垃圾处理中心只需要交7美元，因为部分垃圾可以通过专门的设备处理后回收卖钱。此外，消费者购买一些商品的外包装是单独计算费用的，但这些包装的费用可以在回收时得到返还。
访问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细雨中匆匆参观了一处垃圾填埋场所在的社区，这里的居民以黑人为主。临时充任向导的环保专家Webb先生介绍，当地疾病的发生率很高，青年人失业率达到35%，整体失业率为40%。这或许与学校教育不公有一定关系。如当地的不少学校只告诉学生可以学习技能成为技术工人，但如果他们再多修几门课，就可以拿到其他专业的学位，从而有更好的职业选择，可是没有人告诉穷人们还有这样的机会。
同时他还对白人志愿者在社区的工作有些微词，比如志愿者们在社区里为黑人建房，虽然的确是建给穷人住，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提高社区的能力，不能帮助社区持续发展。 
当我们疑惑奥巴马已经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反种族歧视似乎已有历史性进步的时候，Webb先生表示，媒体总是强调奥巴马的黑人血统，却忽略了他母亲的白人身份，同时奥巴马的当选，让大众在欢呼种族问题进步的时候，或许忽视了其他更多本该解决的问题。
（执笔郭婷）

EET（环境英语培训）旨在通过培训开阔参与者视野，训练参与者使用英语进入国际社会的能力，为工作在环保及相关机构第一线的活跃分子，提供一个检视语言基本功及相互交流、建立联络的机会。2005年至今，EET已成功举办四期，分别由绿家园志愿者、北京地球村、社区参与行动、自然之友承办。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8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8 作者：付涛 2010-06-21 06:45:24 在我们此行探访的蜀光的三个项目点：丹巴县半扇门乡牧业村（藏族牧业村），小金县两河乡的前锋村（藏族牧业村）和头卡村（汉族农业村），蜀光都是拿参与式作为基本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模式。每到一处，项目管理小组的村民成员，都会拿出保存完好，记录社区讨论要点或规划图形的一大摞“大白纸”来展示。“大白纸”已成为通过参与式讨论达成社区共识的一个象征符号。仅仅看到这点，容易让人觉得很“教条”。但蜀光在社区的工作，远比这些大白纸所承载的信息更为细腻丰富。观察蜀光在社区和村民互动的细微环节，感受蜀光的工作方式，很像是中西医结合：参与式理念、方法原则和流程有点像西医，但在复杂的社区环境中活学活用，利用各种非正式沟通方式“借题发挥”，推动进程，化解矛盾，却像中医那样拿捏着参与式运用的火候。这种经验在年轻员工和志愿者中的传承，结合了个人的态度、体验和悟性，有着师徒相传的意味。
做“贴钱”的项目
对蜀光来说，贴钱的项目也做。蜀光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蜀光运作的项目结束后，如果社区仍然有需要，会继续回访跟踪，继续提供支持。比如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的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基金项目早已结束，但社区还在自己持续开展活动，蜀光便乐观其成，到现在还常常“义务”回访。
头卡村项目的难度超出预想，直接加大了蜀光的投入成本。除了选点过程中杜玲的感性成分产生的影响，换个角度来理解，似乎也体现了围绕社区需要做事，而非简单地因为预算和产出的约束将项目和社区的需要进行抽离的一种态度。“我们的人有个特点，对农村充满兴趣，每次下乡都眼睛发亮，观察和比较不同的社区，感叹村民的淳朴和善意，和村民的关系非常好。杜玲到县城去走一趟，都会有熟人跟她打招呼。”韩伟所说的，实际上是机构在通行的项目运行的技术、标准和原则等因素之外与社区的血脉联系。
当然，蜀光选点有着自己的原则和技巧。以草原项目为例，蜀光的草原管理和社区基金试点项目，在四川境内分布在甘孜藏族州的丹巴县、阿坝藏族州的小金县和凉山彝族州的冕宁县三个地方。韩伟介绍，选点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远离政府投入大、政策干预强的红原和若尔盖草原这样的大片的纯牧区。相比之下，这些被农区包围的牧区边角地，由于政府投入少，政策干预力度弱，客观上使蜀光从事草原保护的民间试验有一个宽松的土壤。
但情形总是在变化中。丹巴县牧业村的项目对于蜀光而言已经结束，社区基金由村民自行管理运行，但在丹巴牧业村的访谈结束后，当了解到政府将在这个地方投入资金大力推进移民新村工程，有可能造成集中居住点附近的草场破坏。韩伟说，蜀光很可能会重新加大回访的频率。
蜀光在人员构成上，既有像韩伟和杜玲这样有着扶贫系统的背景、经验丰富的人员，也有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蜀光愿意为他们的成长付出。据说，蜀光的年轻人、合作单位的青年志愿者，只要赶上合适的机会，都能搭上蜀光的“顺风车”，被捎到项目点上，以“老”带“新”，实地观摩和操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以此传承做事的能力。此番在小金看项目，蜀光也把自己在当地的志愿者小樊带上。
当然，这些不过分拘泥于预算的做法会为机构带来额外的成本，没有组织能够长期做“赔本”的买卖。对此类“贴钱”的项目，蜀光的做法是用咨询服务的收入来调剂贴补。韩伟将这样的成本投入看作对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储备。看得出，蜀光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是有心人。
倾听的态度
杜玲向年轻员工和志愿者传授和社区打交道的“生意经”：“进入社区工作最重要的是态度，其次才是沟通技巧。”其实，看上去经验老道的杜玲自己也才30多岁。
谈起下乡常常难以回避的喝酒问题，杜玲不认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她下乡一般不喝酒，但遇到特殊的场合也会破例。“到很穷的人家，拿出酒杯，他怕你觉得脏，拿手又擦一遍，结果更脏，这种情况是酒我也要喝一点。” 
“态度比技能更重要，在社区要尽量尊重当地的习惯。”杜玲这样引导年轻同事。下乡时老乡不戴帽子，她自己就不戴。开会的时候，杜玲会自己站到太阳底下去讲话，将树荫留给老乡。去做调查，笔记本会拿给老乡看，让他们在本上画。
看似文弱的杜玲有着惊人的耐力，据说她下乡爬山的能力在蜀光排名第一。去丹巴县的牧业村，要爬没有明显痕迹，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的陡峭山“路”。看到牧民牵来的马很瘦弱，她舍不得骑，5个小时的行程只在马背上一个小时。
这些细节背后，是一种尊重社区的情感和态度。常来常往，杜玲四处结下人缘。下乡在山路上擦肩而过，经常有老乡停下来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杜老师，你又来了啊？！”
远在成都的时候，杜玲有时也会接到老乡的电话：“杜老师，你在成都啊？” 开始杜玲以为对方到了成都想和她见见面，后来才发现，其实老乡们还在村里，围着火堆烤火的时候想起来了就打个电话给她，你一句我一句唠唠家常。在小金县城的街上她也有不少熟人。杜玲和香港社区伙伴（PCD）刚刚派驻小金的年轻人开玩笑：“你在小金混得好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在街上走，总是能够碰到熟人要请你吃饭。” 头卡村现任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组长梁明富说：“我们这儿3岁娃娃都认得到杜老师。杜老师不欧资格（不摆架子）”。
 “好玩得很。” 杜玲甩出这句地道的四川话评价她和老乡们的交往。从成都前往小金，杜玲在车上聊起社区，聊起项目，常常忍不住自己就笑出声来。她的话在车厢里轻松地跳来跳去，打消了十几个小时的旅途沉闷。
发火
但尊重和倾听，并非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也要出手。在头卡村民的印象中，性情耿直的杜老师总是和颜悦色，按四川话来讲，就是说起话来笑眯了。不过，在丹巴和小金的草场可持续管理试点村从没有发过火的杜玲，在矛盾纠结的头卡村却发过几次火。
管理小组成立后，早已失去村民信任的时任村长（现已离任）觉得大权旁落，失落之际给项目制造了无数的麻烦。汶川地震后，PCD资助头卡村1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他又在村里四处传谣，说蜀光的钱（灾后重建款）到不了村里，想把项目搅黄了。在一次社区会上，“我拍桌子说谁再说钱到不了村上，我就和他翻脸！”当时的杜玲冲冠一怒，镇住了对方。
让杜玲觉得好笑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有人将管理小组的记录拿给她看，上面写道：“今天杜老师把周老五（原村长）吼了一顿”。她这才知道，自己的“火气”已经被记录在案。
不拘泥的工作手法
   NGO在坚持工作理念和原则的同时，也需要注重策略，智慧地采用灵活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技巧。在社区中推行参与式，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放弃自己的引导甚至“干预”。蜀光进入社区之初，需要物色潜在的有公心、有能力的社区活动者。杜玲的体会是，要注意观察各方的反应和态度，如果发现了合适的人，也不要简单地将他举荐出来了事，而是有意识地交与一些为大家帮忙服务的活计，间接为他提供建立威信和信任的机会。对于做事不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一己之私进行操控的人，如果是自己做主持进行社区讨论，就需要注意掌控会议节奏，既要让对方有说话的权利，但也要适当控制这种人的话语权。
对NGO的行动者而言，这些非正式沟通的技巧和应变能力，似乎不容易通过模式化的培训习得，而是需要像中医的师傅带徒弟那样，在复杂的社区环境中慢慢磨练提高。杜玲说，社区工作是一门艺术，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笔者就曾领教她的观察和应变能力。从成都赴小金途经泸定桥，一行人暂停休整，杜玲买了票，想请没有去过的三个人进去看看。看到笔者有些犹豫，她很客气地补了一句：“麻烦你进去帮××照张相。”
在离开小金县城驱车前往两河乡前锋村的路上，杜玲打电话给大沟管理小组熊组长安排面谈，她半开玩笑半是严肃地说：“你们把事情汇报清楚哈，如果我们领导批评我，你们几爷子遭起（要负责任）！”语调中含着“威慑”，但对方并不生气，反倒像兄弟伙伴一样，默契地答应了。此前从成都出发前往第一站丹巴，乡长郭太和几位副乡长等着一起吃晚饭，从下午等到天黑10点过一行人才到达，搞得杜玲在车上内疚得如坐针毡。看得出，蜀光带来的工作方法和思路得到了认同，收获了信任。
作为机构的负责人，韩伟不像杜玲那样频繁往村里跑，但每跑一次，都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留意一些需要反馈和调整的细节。在丹巴县牧业村和小金县前锋村大沟的调研访谈中，韩伟注意到，在两个村的社区基金管理制度中，有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牧业村的规定是，借款不还，小组可以扣除村两委给当事人发放的补贴，而前锋村大沟，则规定可以“牵牛牵马”。即便这些规定可能只是作为“威慑”手段而非真的要去实施，韩伟也觉得有必要利用适当的机会进行纠正。
而在大沟，管理小组利用召集村民会见调研小组一行的机会，顺带将2009年的工作、社区基金的借贷账目进行了间接的口头公示。一同顺带公示的，还有福特基金会资助用于灾后重建的29万元，被管理小组暂时分两笔借出去修建牧道，待政府划拨的经费到账后再还回来。但敏感的韩伟觉得，应该在借款发生的同时就用文字形式公告出去，间接的公示已经使制度走形。当然韩伟当时深藏不露，并没有在现场点出，而是择机和蜀光的项目人员提出。
这种随机应变的工作思路，也体现在蜀光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老乡们对蜀光作为NGO的性质并不容易搞得清楚。在头卡，有管理小组成员将蜀光称为蜀光集团，在前锋村大沟，村书记老唐却说蜀光是政府。韩伟听到这些，淡然一笑，有时还拿这个和村民开起玩笑，也不刻意去解释和纠正。蜀光将自己定位为推动社区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辅助者，自己在老乡眼里的NGO“身份”，现阶段已经退居次要位置。
同样，这种思路也被用到项目中的妇女参与上。蜀光会考虑社会性别问题，但并不会在项目中强行要求妇女参与的比例，而是适当引导但不强加。
“只要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有能力的妇女给机会自然就会冒出来。” 杜玲说。这种不过度“干预”的做法，有时候反倒可以“四两拨千斤”。
头卡村和牧业村的管理小组成员，是清一色的男性，但在前锋村大沟，善于“察言观色”的杜玲经过多次现场接触并听取村民反映，发现张四妹做事心细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就在小组选举前点拨大家：“你们还是要选个女的出来嘛。”结果四妹被推选进入了管理小组。尽职尽责的四妹当着大家的面开玩笑：“我是一名小小的保管员”，言语中透着自豪。

同样在这个村，当管理小组金会计汇报工作滔滔不绝，杜玲半开玩笑打断他的话：“你个人哇哇说半天了，唐二哥你过来坐稳了，你是出纳，说下管理小组是咋个管钱的嘛。”于是，不善言谈的唐二哥有了机会，慢悠悠地说开来。杜玲有心从辅助者的角度出发，让管理小组内更多的人得到表达和锻炼机会。
    少干预是为退出社区做准备。蜀光会注意避免社区对外来者形成依赖心理。例如，杜玲在大沟一再向管理小组强调，以后买草籽不再包办了，要小组自己按照联系方式去外面购买。以前，都是蜀光一手包办。


 



观察：在低调中思考和行动
◎ 付涛 

蜀光在群星闪烁的四川NGO的群体中，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它好像不太合群，不太热衷于联合与声张，似乎有些回避外在的影响力。媒体报道寥寥，机构网站也姗姗来迟，刚刚完成了架构设计，还未能对外开放。注重实际操作的能力，低调做事，对主流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大概是蜀光在目前的一种性格和原则。
蜀光的主任韩伟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不想退潮的时候被晾在沙滩上。”言下之意是，曝光是一把双刃剑，看你如何使用。如果遇到不了解NGO工作和当地复杂性的媒体，出现不适当的媒体报道和宣传，反倒可能会给项目带来负面影响，给合作方造成伤害。蜀光大概不太愿意背负外在的声名之累，因为声名固然能给机构带来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如果把握不当，同样也可能拉大外界的期望和蜀光实际能力的距离。对蜀光涉足的事业而言，到现在为止仍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验。
与对社会影响方面的谨慎不同，蜀光的名字在项目地小金县，从相关的政府官员到试点村的老乡，大概已经耳熟能详。当蜀光的小金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起她在项目点老乡中的人缘，复述老乡在村里和她打招呼的样子，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脸上浮现出一种非常享受的表情。看得出，蜀光在当地政府和社区中得到了真诚的信任。
蜀光的根在社区，能利用自己的专业性、融洽的交往能力，将NGO的视角和方法和政府对接，产生有效的影响。在小金的试点，经过多年的酝酿，已经在政府的认同下，开始生发，扩大。
蜀光在小金县项目的资金都不多。几个试点村的社区基金是4～5万元左右，最大的一笔是为头卡村投入的灾后重建资金，只有10万元，由香港社区伙伴提供。在两河乡前锋村，由福特基金会向社区提供了4万元的社区基金和1万元的草原建设资金，地震后又追加了29万元灾后重建款。在丹巴县的牧业村，同样是4万元的社区基金外加前后数千元的投入。
看得出，蜀光进入社区进行操作，不是靠大资金和外在的社会影响力撬动，而主要靠将理念和技术、方法相互结合而成的实务操作，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说明操作的可行性。这个过程又渗透了蜀光相关人员的个人能力和经验，甚至个性因素。
韩伟、杜玲以及其他项目人员，进入社区总是睁大眼睛，张开耳朵，仔细听，仔细观察，意识到问题就随时调整和指点，像中医把脉，望、闻、问、切多种手法并用。蜀光有自己的工作思路，但似乎更愿意不让思路先入为主地主宰自己在社区中的行动。
参与式理念写在纸上，也许只是简单的一行字，但要落到具体的现实中，变成社区的信念，远比落在文字上复杂。这就有了本文对蜀光只言片语、略显凌乱的点滴观察。
但是，在当前这个以影响力和声音为重要纬度的热热闹闹的新公益时代，蜀光仍然选择在西南一隅低调坚守。大概在那里，还有着适合于传统扎实的参与式扶贫的土壤。也许蜀光认为，自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尝试和梳理社区扶贫的经验，即便意在推广，并敏于行动，但还是慎言模式和推广。
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参与式的“蜀光经验”较难总结和归纳。蜀光的引人之处，在文字之外，在更为鲜活的现实中的行动。
面对业界对参与式的反思和争论，韩伟保持着警惕，慎言批判。参与式是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工具，但他和他的同事在社区做事的方式却很本土化，因势利导，拒绝教条。但他同时担心，蜀光在一些环节上利用政府干预化解社区矛盾的方式，会被同行误解为“不好听的勾兑”。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方民主参与理念“软着陆”到东方传统的调和过程。
政府是蜀光在社区工作的重要相关方，“经营”政府关系其实是从事社区工作的NGO必然面临的一项工作。杜玲说，蜀光的做法是，在工作中承认政府的领导，到项目地办完事要离开时，她会尽量和联系的官员打个招呼，交流一下工作，但不一定都要见面“汇报”，建立对方的安全感和对蜀光的信任。但在承认政府领导的同时，蜀光有能力将这种关系定位在合作伙伴上面，使双方的平等磋商成为常态。韩伟说，“我们坚持认为，NGO在社区工作，应和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尤其是社区矛盾大的时候，需要有好的政府合作伙伴，这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例如，小金县廖家院村在开展香港社区伙伴资助的灾后重建项目活动时，村长绕开管理小组独自叫来挖挖机修公路。乡党委陈书记发现管理小组难于自行解决后，主动打电话给杜玲，希望蜀光尽快到村帮助解决，不要影响项目实施。
和很多NGO一样，蜀光下乡也是通过筹款自带经费，不增加合作方的压力。当然，在未来如果NGO参与扶贫的格局发生根本改变，蜀光也非常乐意尝试由政府采购NGO的服务。不过，在与蜀光的合作上，小金县政府也进行了适当变通，例如，通过蜀光在小金的40个村推广社区互助基金，在目前的体制下，县扶贫办很难从扶贫资金上开一个口子，直接“采购”蜀光的服务，于是将2万元培训经费直接打到培训班上。
蜀光在小金不只是推动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参与，同时也要让政府（扶贫办）参与进来。在矛盾错综复杂的头卡村，在某些阶段甚至需要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来配合，去制约传统力量的干扰，推动决策向公众参与的方向发展。当然，基层的发动，主旋律主要还是依靠社区自身。
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牵头，联合其他4家组织在4省5县的村级试点早已结束，韩伟主笔的总结报告翔实地描述了各村的试点情况。这份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对NGO参与扶贫的具体操作环节和流程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以扎实的功底重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细节，连带观察和分析。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一个项目做得不错，又值得借鉴，紧接其后的就是推广问题。但韩伟却慎言成功，在总结中的最后部分，用朴实的文字大量着墨于问题和挑战。试点的种种难度，NGO承担扶贫的主要影响因素，各种变量组合条件下扶贫类型的应对策略，都被他细细地梳理。在难点方面，包括政府体制的制约、社区小组能力建设、如何建立社区管理机制、转变政府人员的观念和角色，如何有效地为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以及NGO的能力不足问题，都是NGO参与政府扶贫需要直接面对的内外兼修的问题。这些内容尽管显得有些繁琐，但对扶贫领域的NGO实践者而言，是值得借鉴的实操指南。
参与调研的贵州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荣建国处长过去常常以民间的身份（角度）做参与式项目，在他的眼里，蜀光的项目是他看过的参与式扶贫项目中做得最好的。即便是有了现在的阶段性成果，谈及正在生发中的试点项目，谈及模式推广和公众影响力，韩伟出言仍然相当谨慎。可能是不愿意将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他在说话的时候似乎始终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
也许， 蜀光还希望用更多的时间继续在小金深耕， 之后才考虑站在台前， 在更广的层面上言说。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7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7 作者：付涛 2010-06-21 06:44:09 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新的扶贫方式，“整村推进”和“参与式扶贫”成为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目标的主要措施，村级扶贫成为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扶贫的主要途经。
但由扶贫部门组织的村级扶贫，因缺乏技术和人力支持，扶贫资金的有效性偏低，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吸引NGO参与扶贫规划的实施，成为新的扶贫机制和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出现了政府购买NGO服务的试验，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是国务院扶贫办和江西省扶贫办在2005年启动的，以招投标方式吸引NGO在江西农村实施村级扶贫规划的试验。
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2005年4月至2007年底，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中心和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蜀光”）也合作开展了“NGO实施政府扶贫项目的试验”，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4省的5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村，选择了5家扶贫NGO，由当地政府以协议方式委托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这5家组织分别为：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贵州省雷山县乌东村）；昆明戴特民族传统与环境发展研究所（云南省武定县大村）；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四川省小金县头卡村）；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四川省通江县铁坪村）；陕西省紫阳县妇联（陕西省紫阳县电光村）。有关该项目的情况可参见：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试验与总结\[R\]\[未出版\]，2007-12  试验共投入306万元，主要以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为主，兼有少量的增收项目和实用技术培训，资金来源包括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部门资金，以及来自NGO的配套资金。其中，上文所述小金县头卡村的扶贫新村建设，正是蜀光负责的项目点。
   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在1989年是四川省重点贫困县，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作为四川的农业经济县，小金78万总人口中农业人口就有67万，绝对贫困5万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当地社区非常脆弱，扶贫一直是小金县政府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国家投入小金县的扶贫资金一直呈增长态势。县扶贫办贾主任说，他上任3年来，经手的扶贫资金就上亿。但巨额的资金其实也给扶贫部门造成了压力，由于扶贫中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促使小金县政府产生了探索新的扶贫方式，改进扶贫效果的迫切需要。
“说老实话，上面安排的（扶贫）资金，不一定是按需要出发，资金管的比较死，有的又是领导拍板，不见得合理。社区基金符合政府扶贫的需要，也能结合百姓意愿，扶持效果好。” 贾主任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县里在2009年7月启动了社区发展基金项目，争取在3年时间内，将社区基金推广到40个村，每村投入资金20～30万左右，整个项目累计投入资金1000万左右，力度很大。截至2009年底，已启动13个村。
在参与中扩大NGO的角色
事实上，小金县政府利用蜀光的技术支持推行社区基金，步子一直迈得很谨慎。2007年四川省扶贫办下达社区基金试点，任务落到小金县的两个乡上。县里面对这种新的扶贫方式一度顾虑重重。“作为政府投入社区的基金，借了不还怎么办？村委有畏难情绪。”小金扶贫办贾主任回忆。
但蜀光此前在小金的试点，成为政府的信心来源。自2005年4月开始在头卡实施新村扶贫规划初见成效，到现在双方已经通过3轮合作建立了信任。
韩伟说，其实最初也并没有步步为营进行推进的长远策略，并未设想会有现在的局面，蜀光只是顺势而为而已。而政府拿出这么大的资金量投入社区基金，意味着将资产权属和管理运营权交到老百姓手里，这背后蕴含着扶贫理念上的重大变化。
“过去矛盾多，实施项目百姓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放权给百姓，对政府是一种解脱。”贾主任说，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放权给老百姓，不搞“一锤子买卖”，让社区持续受益。他透露，待时机成熟，州扶贫办还有意将小金的试点扩大到其他县。
对蜀光而言，从一两个试点村，到成批量的接受政府委托的扶贫任务，在有限的资源下，担当的角色必然发生变化。过去是在“点”上深耕，亲力亲为，以“我”为主，但现在更多地要在“面”上覆盖，势必调整工作方式。而政府的大动作自然值得期许，但是否也存在运动式扩大规模、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的隐忧？
杜玲的回答是，肯定会有这个问题。但如果一直不放手，社区永远不会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蜀光目前在小金其实就是稍微退出来一点，以外部的协调和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更多地担当协调者的功能，培训辅助乡政府、村两委以及社区管理小组成员。 在争论中达成共识
在小金扶贫办办公室，贾主任和调研小组攀谈之际，拿出了一个月前（2009年11月20日）刚刚印发的《小金县社区基金试点项目实施方案》。这份政府文件将社区基金运行的重大问题和细节设计逐一列出。社区基金决策机制；目的用途和基本原则；信贷设计；实施细则；资金来源要求；账户管理和资金拨付条件；财务管理要求以及纠纷冲突的解决机制等细节，均在文件中明确说明，还授权县审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每年要至少审计一次。值得关注的是，项目内的社区基金，将以民政局为主管单位，以非营利互助性质的专业合作社法人身份运营。
“这么快啊！” 看着这份刚刚出炉的文件，韩伟着实对合作方的高效吃了一惊。文件对蜀光和县政府的角色做了界定，蜀光的职能是“能力建设，巡回指导，经验总结推广，扩大宣传影响，在社区发展基金协调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政府县乡部门“应积极配合支持蜀光在小金县的服务活动。”
在调研小组一行到来之前，贾主任已经和县上另外一个部门做好协调，为蜀光联系了培训场地。几天后，蜀光将在县城对试点村的社区发展基金会（村级社区基金管理机构）监事会、理事会成员进行培训。此前，蜀光已经按照时间表对政府相关业务人员、村乡干部进行了几轮培训，各个步骤环环紧扣。
“我们给你们做好服务，搞好协调。”贾主任对韩伟快人快语。如他所言，政府的弱项是没有经验和技术能力，而蜀光正好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可以通过蜀光引导扶贫资金向社区投放。
这份文件的出台背后，是双方的多次磨合协调。2009年8月，双方还专门召开了20～30人规模的县级研讨会，预先对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原则问题和解决办法未雨绸缪。基金是谁的基金？谁来决策？如何发动？如何选举？如何进行制度设计？都在研讨中反复讨论并敲定，并通过文件、协议、折页指南等形式将利益相关方，包括农民的权利固定下来。
政府原先设想，无论大村和小村都注入同等额度的资金运作社区基金。蜀光认为，对小型社区而言，过大的基金规模超过现实的需求，容易产生负面问题。蜀光向政府直言，后者表现了灵活务实的态度，最终同意将小村的基金额度减下来，多出的部分放在村里的其他扶贫用途上。
当然蜀光也有妥协的时候。例如头卡新村扶贫项目，“一方面要开展参与式规划，由农户选择项目，但同时政府又规定学校改造，卫生室和两委活动室是必做项目。政府规定必做项目，必然减少农户的项目选择机会。未能做到充分的参与。”韩伟总结，在4省5地NGO参与的联合试验中，一些试验点还出现了有关部门在招标采购上设置限定条件想独揽采购业务，不放权给社区的情况，削弱了农户对政府的信任。
相比之下，头卡村还是政府放权最多的地方。按照过去的做法，大宗物资采购应归县扶贫办统一负责，但小金县扶贫办在头卡村开了个口子，将选择施工队、采购水泥、砂石、挖挖机等都放权给管理小组，只是最后由扶贫办直接买单。
NGO在社区扶贫，需要拿捏好与政府打交道的原则和艺术。韩伟认为，处理好村两委和社区管理小组以及县乡部门的关系，是衡量NGO能否胜任扶贫任务的重要标志。NGO做社区发展项目，对现有的权力框架，即不能全部排斥，也不能全盘接纳。
村两委是否进管理小组
在4省5地的联合试验中，一个核心环节是要公选社区项目的实施机构（项目实施管理小组）。项目总结发现，这个过程实际上出现了两类村级管理框架。一类是“村两委主导，公选的社区小组具体实施”，一类是“公选的社区小组主导，村两委辅助”。有4个点都是村两委主导，唯有头卡村例外，是社区小组主导。
在原有的村两委主导的权力架构之外建立项目管理小组，势必影响到村里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无论是NGO带入资源交由社区运作，还是政府扶贫资金交由社区小组运作，均对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控制方——村两委形成挑战。但参与就是赋权给村民，重新调整资源控制，在复杂的乡村政治中，容易引发矛盾，这对涉足其中的NGO需要具备基层工作的智慧和操作技巧构成挑战。
贵州省扶贫办外资中心荣建国处长在讨论中提到，在他所参与的贵州雷山县乌东村的试点中，为了体现村民的参与，他的做法是建议村两委不进管理小组，村长、支书不对小组过多干预。在与蜀光在丹巴县牧业村项目点的村民交流之后，他对牧业村村长主动提出不进入管理小组的高姿态很是赞许。在很多试点村，更常见的是村两委对管理小组的“积极”干预。
在韩伟看来，村两委主导和社区小组主导两种类型各有利弊。村两委主导，容易调动主要利益群体的积极性，利于协调并和传统治理方式衔接。不利之处在于，严重依赖村两委人员的素质，容易回到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可能把社区共管活动架空。在4省5地的试验中，村两委主导的项目点就曾出现因为村两委做事不公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
而社区小组主导型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扶贫项目和资金的有效性，抑制和改善不良的社区风气。但是，坚持独立运作小组，也可能在社区矛盾大的地方，导致村两委和管理小组势同水火，协调难，阻力大，很可能产生对抗情绪。
蜀光在头卡村这样一个管理小组主导的社区采取的策略是，不公开提出是否排除村两委，完全由村民公选决定。在村两委成员没有进入管理小组的情况下，通过和乡政府进行沟通，由乡政府对管理小组进行授权，制约村两委的负面影响，提前消化矛盾，并在发生对立冲突的时候适时介入，居间协调。
头卡村的试验表明，NGO在复杂的社区中推进民众参与，适当运用政府支持可以起到很好的“杠杆”作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很多具体矛盾和冲突，并非简单运用参与式就能化解，需要调动各种因素，配合运用不同的方法，包括自上而下的方法。韩伟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两种架构有各自的适用性：村两委主导适用于村两委素质高，社区关系和谐的社区，而管理小组主导，可能适用于村两委薄弱，社区复杂矛盾大的社区。
有趣的是，头卡村后来发生了公选小组成员向村两委流动的情况。第一代小组成员中，后来1人被选为村支书，1人被选为村会计，“说明社区管理小组有机会融入正式体系”，韩伟说，农村现在的很多冲突集中在操作层面，只要解决了这个层面的问题，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式扶贫不会给基层政府带来冲击。
在头卡的调研现场，韩伟问新桥乡伍书记：“如果村两委素质好，可以很好地承担扶贫任务，还有没有管理小组存在的必要？”
 “管理小组必须存在，当然要融洽村两委和小组的关系。” 伍书记回答，“现在的以群众代表监督村两委的形式，多数虚设，但（管理）小组运行过程中，会行使权力，对村两委的监督要好得多，能杜绝少数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在他看来，独立于村两委的管理小组的存在，能够在村内形成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
新桥乡伍书记承认，2005年蜀光项目负责人杜玲把参与式带进来，开始也觉得麻烦，但现在他已经非常看好这种理念和方法给政府工作带来的“便利”。“现在我们忙得很，恨不得把权力放出去，原则上该放就放。”
“NGO参与扶贫成本高昂”
韩伟透露，蜀光联手其他NGO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试验，是看到了政府采购NGO服务的未来趋势。但是，据说在有关NGO参与扶贫的一个研讨会上，国务院扶贫办的一位人士曾提出“NGO做扶贫很贵”的看法，意指NGO做参与式扶贫，前期的一次性投入很大，不太划算。
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2007年联合编写的《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试验与总结》，对试点中的工作费用（NGO的成本）进行了翔实的统计和分析。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5个试点村工作经费实际开支（包括NGO的费用、农户小组开支、社区成员外出、考察以及政府扶贫人员的开支）511万元，为扶贫资金投入的167%。其中NGO的工作费用40万元，为扶贫资金投入的113%。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试验与总结\[R\]\[未出版\]，2007-12 
项目发现，NGO发生的费用与该村投入的扶贫资金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投入少的村，由于NGO要完成的社区发动、调查、参与式规划实施、社区能力建设和管理制度等工作量并不减少，会造成NGO工作成本与扶贫资金投入的比例较高。在大村，扶贫只投入15万，NGO成本和扶贫投入比高达725%。而在电光村，扶贫资金投入1859万，结果NGO成本与之相比只有22%。（见表1）表1：试点活动经费开支表
乌东
（贵州雷山）大村
（云南武定）头卡
（四川小金）铁坪村
（四川通江）电光村
（陕西紫阳）合计NGO实际成本（明细略）77221087361097556398640750400447试点村扶贫资金投入528154753518593532比例146%725%234%12%22%113%（单位：万元。资料来源：《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试验与总结》，2007年12月。）尽管如总结所提出的，可以通过NGO下乡一次承担多个相邻村的扶贫活动，来“摊薄”NGO参与扶贫的成本，总体上这仍然是一笔具有刚性的开销。但韩伟对此提出了一个不同角度的解读。
在韩伟看来，扶贫项目中政府更重视硬件建设，而NGO介入社区，实际上是要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区自我管理机制，推动社区能力提高和行为改变，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扶贫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能仅仅用单纯的经济指标来衡量。
韩伟认为，应该从改进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效率，改善基层稳定和社区和谐，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来看待NGO扶贫的效益。随着政府财政情况的改善，由成本控制主导向目标主导的治理方式转变，这种思路将越来越得到认同，“尤其是在矛盾冲突严重的地方，更需要细致、有效和更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政府为社区工作买单。”韩伟说。
换个角度，也许可以借鉴财务上资本性投入的分摊做法来理解NGO前期投入的参与成本。在会计处理上，会将公司发生的一次性的资本投入，分摊到以后的若干受益年度。同样，NGO前期投入的参与成本，将在未来持续惠及社区。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了，矛盾冲突得以化解，社区公共生活的和谐改善，可以使社区未来的各项决策事半功倍。
这正如参与调研的贵州省扶贫办的荣建国处长所言，NGO参与扶贫的项目，前期成本高，但后续行动成本低。
更何况，按照一位未便具名的政府资深扶贫人士所言，即便是单纯计算资金成本，其实政府系统运作扶贫资金的各种隐形成本（违反项目规定的不公开费用，也不单独列支）并不低。此外，放给各业务部门实施，以管理费用的方式占用的扶贫项目资金数额很大，其中的项目经费跑冒滴漏非常严重。相比之下，NGO介入的成本可能更低。
如此看来，NGO参与扶贫成本高昂的判断，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NGO参与扶贫所发生的成本，应该由谁来买单呢？
NGO的扶贫成本谁来买单
蜀光参与小金的扶贫项目，是在基金会的资助下自带工作经费，这也是目前NGO的主流做法。但未来这部分成本有没有可能由政府买单呢？
蜀光曾设想政府投入头卡村的47万扶贫资金能直接划拨到蜀光账上，再由蜀光进行调配，但根据现有的扶贫资金管理规定，这笔钱要通过政府财政账户逐级划到农户，所以后来仍然采用管理小组报账，县政府划拨的方式。由于政府扶贫资金不能直接到NGO账户，在联合试验的3个试点村出现过资金拨付滞后并拖延项目进度的情况。 
此后小金县扶贫办委托蜀光在40个村推广实施社区发展基金，一开始曾表示可以给点培训费，后来直接将钱拨到了培训班上。列支培训费，算是小小的一点突破。
在《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试验与总结》中，将“政策和体制上的限制”列为NGO参与扶贫的第一个难点。总结建议，NGO和社区小组以及县乡级扶贫人员的工作经费，应在政府财政扶贫资金中列支。
相比之下，贵州省扶贫办的荣建国处长则更关心农村基层扶贫缺乏NGO的人力资源问题。他希望有能力的民间组织能够对此做出努力，扶持更多的本土组织成长。而政府应当在扶贫资金中拿出相当部分做基层的能力建设。缺乏小金县本地的组织，使蜀光需要频繁地在成都和小金之间往返长途跋涉。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6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6 作者：付涛 2010-06-21 06:38:44 “把最难啃的骨头给你们”
一般而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NGO需要综合考虑社区的状况和项目的难易程度，通过选点来提高项目的成功机率，以便产生示范推广作用，蜀光最初也是这个思路。
但2004年底选择头卡，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味道。当时，为实施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牵头进行的4省5县“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联合试验项目，蜀光去小金选点，县里特意要将新桥乡头卡村交给蜀光来做。
“当时我很忙，是杜玲去选点，她比较感性，看到那里比较困难，也就答应了。”蜀光负责人韩伟回忆当时的选点过程。后来，蜀光在村里不断遇到麻烦，项目推进一波三折。村民开会动不动就撂挑子，还当着乡书记和蜀光人员的面打架，蜀光这才意识到自己啃到了一块最硬的“骨头”。
蜀光的项目负责人杜玲转述当时的小金县扶贫办熊主任的话说，“参与式那么好？好在哪里？那就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你们。”其实熊主任当时还埋下了一个伏笔：将投入同等规模的扶贫资金、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新村建设的新民村，和引入参与式的头卡村进行对比。这是小金县头一回在扶贫领域引入NGO和参与式。
“头卡特能整。”杜玲说。这个小金藏族自治县中的汉族村，据说是乾隆打金川的军队后裔，解放前就以“枪多，匪多，鸦片多”、民风“刁悍”闻名于外。由于山高地形险，沟壑纵横，土地产量低，村民依靠种地、挖药、打工等多种营生，生计困难，726人的村就有200多人在外打工。由于长期积压了大量难以化解的矛盾，一位走马上任的乡长就曾表态：要力争当一个不挨村民揍的乡长。
韩伟说，由于头卡的复杂性，使蜀光在该项目上的运行成本起码增加了1/3。不过，拿了这块“烫手”的山芋，蜀光最终还是知难而上。“歪打正着的头卡是一个大炼炉，是蜀光熔炼和提升机构能力的机会，我们收获特别大。”
事实上，正是在头卡以及后来在小金开展的其他项目，为蜀光打开了空间。2009年，小金县扶贫办委托蜀光在40个村全面推行社区互助基金。现在回想起来，其中的曲折仍然历历在目。
村两委和管理小组
自2005年蜀光正式进入头卡村，也就介入了村内复杂的矛盾漩涡。当时的村主任有能力但很自私，在任期间打了很多欠账白条，村民担心他赖账，换届时还不得不选他连任。而村书记70多岁，年事已高， “不理朝政”，任由村主任主导村务。
实施项目的第一步是动员村民公选成立项目管理小组。公选后，村两委主要成员没能选进项目管理小组。村主任觉得自己权力旁落，制造了很多障碍。韩伟讲述了一个挖挖机（推土机）的故事：工程建设需要雇用挖挖机，对挖挖机的掌控是村建工程的一种权力表现。按照协议，请挖挖机是管理小组的分内之事，但村主任避开管理小组自己到县上雇回了挖挖机，价格高于市价不说，还谎称县上的扶贫款是他拿两头羊换来的。村主任一方面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给选出的管理小组出了道难题。后来，他又在村里散布，说扶贫资金能不能够到村还是个问题。他的系列动作一度使管理小组陷入被动。
第一代管理小组
管理小组的成立和“改朝换代”也颇有曲折。2005年4月，为抢在洪水爆发前抢修河道，要公选一个临时性的河堤管理小组（临时小组）。“大家都在观望，不愿意站出来。”现任村书记魏新品回忆，第一次公选时大家心里没有底，得票多的一些人不愿意进入临时小组。魏新品和张君永都是当时得票最多的人，因为怀疑资金能否真正兑现，怀疑临时小组是不是真正有权力，加上家里缺乏劳动力，不愿意参加临时小组。之前，抢修河道的资金使用出现一些小问题，村民对以村两委成员为主的临时小组缺乏信任。
展示“大白纸”同年5月，抢修河道完成后，临时小组结束了使命。在选举正式的管理小组时，大家总算动了真格，魏新品、民兵连钟连长和张君永入选，这次他们站出来承担起责任。魏此前曾担任过11年的村主任，选举时已是“平头百姓”。2007年7月项目结束后，第一代小组的组长魏新品成为头卡村村书记，张君永成为村会计。第二代管理小组
汶川地震灾后的2008年12月，蜀光在香港社区伙伴支持下，又投入10万资金搞灾后重建，其中5万元用于建立社区基金。结果矛盾又出来了。
尽管引入了严格的公示制度和参与制度，部分村民仍然对第一代管理小组不满意，怀疑小组在财务上有什么猫腻。似乎部分是出于排斥村两委的心态，村民们再次提出重新公选小组来管理新的项目，产生了第二代小组，梁明富为组长，原来的小组成员退出。
当时，面对复杂的矛盾，选上的人也有畏难情绪。蜀光在社区进行了动员并帮助设计了公开透明的制度。
 2009年1月15日，经过反复讨论，项目小组公布了社区基金管理方案，内容非常详细，预设了很多可能遇到的难题和应对方法，操作性很强。韩伟说，长期的矛盾冲突，导致大家防范心理重，反倒对可能产生的含糊和漏洞提前想到了应对之策，方案实际上体现了社区内各种复杂的制衡关系。头卡记录草案的大白纸据说就用了7张，是进行社区基金方案讨论最繁杂的村。
从蜀光的角度，实际上第一代小组运行得不错，没有必要改选，但蜀光尊重了社区的选择，尽力“引导新小组站在老小组的肩上”，搞了几次相关的培训交流，还通过一些微妙的“小动作”发出暗示。例如，蜀光进村和小组开会，第一次在新小组长家开，以后在老小组组员家开。设法利用蜀光在社区的信任和影响，促进新老小组之间合作，传承经验。
此外，作为“外来的和尚”，蜀光极力调和村委和小组的关系，利用乡政府的支持，理清两者关系：乡上授权管理小组，实施项目以小组签字认可为准；两委的角色是按照小组提交的投工投劳方案组织动员和协调，并行使验收和监督职能。蜀光与乡政府保持着流畅的沟通和协调。
“现在村两委对新小组支持力度大，跟得上趟，我觉得轻松很多了。”杜玲说。
参与的力量
公选的小组为村民自我管理提供了舞台。第一代小组成员张君永清晰地记得，在2005年5月24日，也就是他被公选进入管理小组担任会计的第二天，蜀光在村里搞参与式培训。“一张报纸上站人，学习少花钱多办事；两人一组蒙眼走路，帮我们思考如何解决冲突矛盾，给了我们很多智慧”。
后来，参与意识被村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挖挖机在前面挖，管理小组就带着村民跟在后面干，节省了10万元工时费。物资采购也是多方询价，采购的物资比其他村质优价廉。
最后，头卡村用这47万元，完成了河堤、公路、学校、村两委会议室、卫生站、电力、桥梁改造等多项工程，还用结余的钱资助村民购买了太阳灶。而作为对比的新民村，采用传统的方式花50万资金，只完成了修路和建学校两项，村民对村两委很有意见。时至今日，头卡的管理小组和村民们对此还颇感自豪。
县政府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参与式很麻烦，抱着试探对比的心态放手给蜀光，结果让政府看到这种方法对改进乡村治理的价值。
蜀光进入头卡，使村里的状况发生了改观，但这个过程远非完美。在扶贫新村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重大的安全事故。二社实施架设高压线路时，社长因私心和各户发生冲突很难协调。后来在架线的时候，由于对安全问题重视不够，在搭线的过程中触电导致一死两伤。
在韩伟眼里，现在的头卡仍然是一个千头万绪，充满复杂矛盾的地方，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慢慢改变，参与式在头卡的路还很长。
牧区草场管理和社区基金
（一）丹巴县牧业村
2009年12月24日一早，丹巴县半扇门乡四面的群山在晨曦中露出皑皑白雪，空气中透着清冽的寒气。调研小组来到乡政府，见到了头一天从山上走了3～4小时下来的牧业村草场管理小组和村长一行。乡长郭太和副乡长扎波等人也一同挤在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大家围坐在简陋的电炉边交谈，说起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出现前后的情况。
牧业村的草场资源一直很贫瘠，和外界想象中的草原大相径庭。当地人称为草山的地方，毒草多，沙化石化严重。由于坡高山陡，每年都有牲畜不小心摔死。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过载和乱牧，草场开始退化，村民们忧心忡忡。
“外乡的牛乱放，本村也乱放。你喂100头，我就想喂200头。 （沙化严重），泥巴都要啃一回。” 村长牟光全描述当时放牧中的混乱情况。
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蜀光进入社区之前，牧业村各组之间，与外村、外乡甚至外县之间边界不清，放牧时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尽管牧民们深知控制牲畜量的必要，也试图做出改变，但由于社区组织化程度低，村规民约不起作用，乡上的减畜政策也得不到落实。
2008年，在蜀光支持下，村里公选了草场管理小组，4万元社区基金派上了用场。基金的借贷管理制度附加了草原保护的约束性条件。管理小组还利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1万元草场建设资金，以及2008年地震后的8000元灾后重建资金，由下辖的4个小组投工投劳用石头围栏和少量钢围栏划分了与外乡和各组之间，以及冬春草场的边界。大家按规矩定时转场，每年能使草场休牧几个月。控制载畜量的举措也得到落实，破坏性大的猪和羊已经全部弃养，全村的牛从2000头减少到1600头。
管理小组组长杨天华解释，过去作为传统，外面有6～7个农业村的村民一直都来牧业村放牧或寄养牲口，现在严格限定了条件，只有耕牛可以寄放，而且规定了每户最多能寄放的数量。
社区还组建了饲草实验兴趣小组，在草科院专家指导下在沙化地上试验种草。经过多方比对，确定了产量高的草种，由政府和蜀光投入资金帮助购买草籽，每户两亩割草基地基本能解决冬饲社区大会杜玲摄料的问题，有效减少了牦牛的冬季死亡。乡上还资助引入良种牦牛，在保持收入的前提下，草场沙化的情况也初步得到遏制。 
基金的使用也是有章可循，并以民主透明的方式决策。大家讨论定下了贷款年息（6%），贷款额度（每户2～3千），以1年为期。管理小组会计尹正刚拿着账本给大家报账：截至当日，放贷13户，初步收回了9户，当年利息收入达到1400多元。尹正刚脸上透着满意的神情，他估计这一轮借款全部收回后，利息所得会超过2000元。按照基金的管理规定，如果每年利息收入500元以上，就可以抽出100元做办公费用，并给小组成员每人每年补助100元，这使长期垫支工作经费的小组成员们松了一口气。
进入牧业村的缘起
现在，牧业村的社区基金声名在外，邻近的阿坝、甘孜的牧民纷纷前来学习取经。按村长牟光全的话说，牧业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乡长郭太对此表示赞同，他2006年底调来半扇门乡。细数乡上的22个村，牧业村是唯一的纯牧村，平均收入低于其他农业村。由于乡财政一直拮据，郭太对牧业村的发展有心无力。
2007年选择草原试点村的时候，杜玲从小金县城过去，看地图发现以农为主的丹巴半扇门乡还分布着小草场。有着扶贫背景的杜玲凭借直觉认为，这很可能是个被“遗忘”的地方，跑到乡上一打听，果然如此。这是一个“独独的纯牧业藏族村”，当时乡上干部刚刚换届满一年，村路还没有修通，从乡上到村走路单程就要7个小时，只有一位包村干部上山去过两次。十几年来，这个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不过是铺设了2公里的水管，以及50多斤草籽。
“乡上财政难，社区基金就像救命稻草。开始的时候觉得（蜀光的做法）很新鲜，自己也不懂，但觉得可以试一试。”郭太很爽快地同意了蜀光这个外来的“和尚”进村帮助改善草场管理和实施社区基金。
副乡长扎波说，“引入社区基金，对政府来说是一种观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政府容易着眼于修房修路等当前的变化，缺乏长远的技术支持，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考虑不足。社区基金的运行是对政府工作的深化。”在扎波眼里，蜀光提供的参与式理念和技术，正是政府所缺的短板，这是项目运行至今扎波得到的体会。
保持轮牧的传统
牧业村围栏划分边界，并不是要放弃传统的轮牧。头脑清醒的村长牟光全说：“4个组界限清楚了，再围就‘刹车过灵了’”。他的意思是，围栏是为了划分边界，制止过载，并使冬春草场得到有效的休牧，使本村范围内能够保持轮牧的传统。村里不会像政府资金投入大、干预强的其他草原地区那样将产权划分到户，搞成定居和围封。这个村的围栏，在功能上和四川的若尔盖、红原等地大片草原的围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听说当地政府规划要加大投入，建设牧民新村定居点。蜀光负责人韩伟对此产生了忧虑。这些主流化的政策，由于投入的资金量大，有可能扭曲现有的轮牧带来的草场平衡。
除了这方面的担忧，总体上牧业村的社区基金运行尚好。不同于头卡这样的汉族社区，藏族社区由于文化上的影响，矛盾冲突较小，所缺乏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在外来力量的辅助下，有了好的机制，自己就能运行起来。蜀光结合藏族传统文化中的村规民约，将草原保护与社区基金的运行捆绑，恢复强化自然保护的传统。在这里，社区基金主要不是融资手段，而是基层组织化建设的工具。草场管理小组同时也是社区基金管理小组，这为牧民们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机构，带领大家长期有效地管理草场。
“多此一举”的交接仪式
蜀光在推动社区基金的时候，“处心积虑”强化社区民众的参与意识。社区基金是村民共管共受益，是全村村民的共有资产。为了强化村民对社区基金的拥有感，虽然可以通过培训和文本形式对这种权属关系加以固定，但对初涉其中的村民来说，似乎还是有些抽象。蜀光在牧业村出了一招：将资助款4万元带到社区，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多此一举”的交接仪式。
社区基金的成立现场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张旁边坐着蜀光的人，将4万元平分到户，由各户签收领取，这些钱进了村民兜里，就等于从资助方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旁边一张桌子旁，则坐着选举出来的管理小组成员，各户将拿到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交给管理小组签收，意味着村民拿出自家的钱，委托小组进行管理。这两个环节之间，村民们自发想到，男村民要抽一支烟，女村民吃一颗糖。杜玲说，这样的交接仪式，是希望将资金的权利关系具象化，使村民强化参与的权利意识，加大贷款管理的监督压力。后来，这样的仪式被复制到其他的试点村上，效果不错。 
（二）两河乡前锋村大沟
同是藏族牧业村，拥有34户牧民的小金县前锋村大沟，也引入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4万元社区基金，从2008年10月开始正式运营。另外投入1万作为草场建设资金，29万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
“大沟17万亩草地，沙化退化严重，有的地方成片的像扫把扫过，看不到草，露出黑压压的一片。”村书记老唐一席话，不由使人联想到丹巴县牧业村，两村的草场退化大概不相上下。
和丹巴县牧业村一样，前锋村大沟同样采取了围栏划分边界、减少载畜量和贷款种草，改良品种等多种措施。管理小组金会计说，村里围绕社区基金达成的共识是，牛的配额是每人20头，羊全部取缔，每户马不超过4匹。
大沟村民在2009年行动起来。现在，3个组已经全部淘汰了羊，并按照计划减少牛的数量，以质量换数量。由于一头牛的价格抵得上三头羊，把破坏性大的羊减下来，加上草场变好，减少了牛的死亡数量，收入并未下降（以前每年冬季要死亡500头左右）。
管理小组成员老罗说，4万元基金除留下3000元应急，其他全部贷出。今年大家贷款都是修理地震破坏的房子，到明年就要开始发展生产了。金会计说，还款情况非常好，目前已取得利息1025元，很快会进入第二轮借贷。
同样是藏区社区，大沟的内部冲突也不大，社区关系较为和谐，加上家族信用的纽带，有了社区基金这个可行的机制，很快就触发了村民的行动，使各种措施落实到位。2009年有一户人家不遵守轮牧制度，违反约定提前从春牧场赶牛下来进入冬季牧场，结果管理小组以每天50元的标准进行罚款，村规民约不再像以前那样停留在纸面上。
推广的效应
紧邻大沟的前锋村牛场沟，是40多户的大组，福特基金会给了4万灾后重建款修房子，但村民觉得钱花完就完，也要效仿隔壁的大沟搞社区基金，细水长流。据说牛场沟的人来大沟取经，两边的人喝着酒摆谈一番，回去就动员起来。
后来，小金县政府拿钱在更多的村里面推广社区基金，蜀光为首批13个试点村举办培训，牛场沟和大沟都有人去现身说法。
蜀光看好社区基金这种扶贫方式，认为社区基金由公选的村民小组进行管理，围绕基金的运作可以对社区能力建设产生持续的影响，是一种能够持续滚动发展的模式，符合蜀光的“推动村民团结合作，共建家园，创建和谐农村”的宗旨。而为其他特定项目成立的特殊小组，则容易在项目结束后人走茶凉。当然，蜀光的项目负责人杜玲也指出，社区基金的运作形式受参与人员以及具体环节设计等诸多因素影响，运行时间也不长，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现在，NGO参与扶贫的格局在小金已初露端倪。除了蜀光在这里默默耕耘的努力，也与2000年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参与式村级扶贫的背景高度相关。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5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5 作者：付涛 2010-06-21 06:36:31 在政府谈判所在地——贝拉中心（Bella Center）内外，公民社会在行动策略和表达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背后蕴含着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议题的看法和价值观的分歧。
例如，在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上，在贝拉中心内部举办论坛和其他游说活动，试图影响谈判进程的NGO属于“温和派”。它们大多走专业路线，大体上认同现有的市场减排机制，希望这个机制能够在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协作之下有效地运转起来。当然，具体到各种市场机制的利弊得失，NGO之间以及NGO内部也可能存在看法上的分歧。
而在场外行动的主要还是更为草根和“激进”的组织（社会运动），它们将会议主办方为NGO划定的DGI体育场作为大本营，举办又名“人民气候高峰会议”的各种论坛和其他活动（Klima forum 09）。这些活动针对主流发展模式有着浓厚的反思和批判色彩，思想和表达方式更为多元。
在DGI体育场，除了堆满展台的各种文字材料，在表达手段上，电影和纪录片放映、民众戏剧、讲演和动员、台上台下热烈互动、模拟辩论，行为艺术表演，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以左翼思想为基调，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和全球化进行批判来反思现行气候政策的社会运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相比贝拉中心的严肃正规，这个地方弥漫着草根民众运动的那种激情。
NGO场外活动的看点，还在于它们会根据谈判进程，利用街头抗议这个联合国和东道国认可的表达手段，组织民众向政府施压。DGI体育场和附近的市政广场，成为游行集会的策划地、起点和终点。在近年来生发涌动的有关气候议题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中，气候公正运动是一支日益重要的力量。
气候公正运动关注现有的气候谈判和气候决策所忽略的道德问题，尤其着眼于气候解决方案中收益和成本的公平分配和分担问题，其哲学基础是强调结果公平的分配正义论。具体到气候变化上，强调北方发达国家应充分担负历史责任，强调气候变化中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弱势民众的权利保障和参与的重要性。
气候公正运动对市场化的减排机制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它们将成为资本进一步通过私有化牟利的工具。例如，运动针对REDD（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认为这项计划可能成为“诱发国家出卖森林的激励机制，使其驱赶原住民和农民社群，把森林变成企业控制的植树基地。”运动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谈判由资本主导，缺乏民众参与，其根源在于全球治理结构出了问题。“Change the System, not the Climate（改变制度，而非气候本身）”，是气候公正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口号之一。对市场减排机制的质疑，有助于对企业参与应对气候危机的过程进行监督，增加其透明度，防止市场机制扭曲剥夺弱势民众的利益。
根据报道，2009年12月12日谈判期间，哥本哈根发生了10万人参加的游行，其后还陆续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游行活动。作为一次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气候大会使这座长期处于宁静状态的北欧城市，经受了社会运动和气候公正思想的洗礼。和平共处层层递进的组织网络
同很多波及全球的社会运动一样，气候公正运动是由层层递进的松散联盟推动的。一同赴哥本哈根参会的泰国几家不同层面的组织的关系，正好对此类联盟的结构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参照。
（1) 关注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以下简称Focus）
Focus是一个发起和引领气候公正运动的全球性组织之一，总部设在泰国曼谷，并在印度和菲律宾设有办事处，长于在国际层面进行联合、协调。该组织有很强的理论、政策研究能力，以左翼反全球化思想理论为基础，汇聚了来自南方和北方国家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试图通过系统理论建构，去引导行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导的全球化。
（2) 生态恢复与区域联盟（TERRA）
TERRA是泰国的区域性组织，在湄公河国家的区域层面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与社区民众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拯救湄公河联盟（Save the Mekong Coalition）的重要成员，TERRA在2009年参与发起了影响力较大的拯救湄公河运动。其背景是湄公河下游国家计划在干流上建设11个大坝（7个在老挝，2个在老挝和泰国边境，2个在柬埔寨）。这些大坝一旦建成，将对数百万沿岸渔民生计和河流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为此，该联盟在湄公河各国（也包括湄公河以外国家）发起了反对大坝的民众签名请愿活动，共取得23000多个签名。同年6月，联盟约见了泰国总理阿披实，向他面呈请愿信，10月又将获得的签名请愿信递交给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四国总理。
（3) 泰国社区组织
与Focus、TERRA以及另一家泰国组织Bio-Thai一同前往哥本哈根的，还有十多位来自印度、泰国、东帝汶NGO以及草根社区组织的代表。其中，来自泰国的7位社区组织领袖，分别从事着包括森林保护与土地改革、渔业资源管理、反对工业污染等方面的社区维权活动。
上述三个层面的组织，围绕共同的气候变化议题形成了从基层社区的社会运动到国际倡导的完整链条，其背后是机理是什么？对泰国的边远乡村而言，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抗争，和显得抽象而遥远的国际气候谈判联系起来？是什么驱动着村民们远赴万里之遥的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紧逼之下的泰国山村：Kanya的故事
事实上，对已经为生存而战5年的泰国南部农村的女村民Kanya而言，气候变化并不遥远，甚至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机制REDD，已经对她和村民们的生活产生了切切实实的冲击。
泰国村民2009年12月，泰国南部两个省的20位村民，被法院判决支付数千美元，赔偿他们在一片争议地区种植橡胶林导致的“升温、水土流失和伐木在内”的各种损失。
早在1984年这一区域被宣布为国家森林公园开始，泰国森林法关于森林保护的条款与村民的农田用地之间的冲突持续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森林法出台之前，大部分农民在这些地方已经生活了30年以上，有的甚至上100年。在泰国全国范围内，陷入此类冲突的大约有50万农户。
现在的这个保护区内仍然分布着稻田、果园、混农林业以及橡胶树。最近的冲突是由于30年树龄的橡胶树无法再产胶，村民们把它们砍伐后再种植新的树苗。于是，政府有关部门试图通过起诉的办法赶走村民。
为维护生存的权利，Kanya所在的村组织起来抗争已有5年，拒绝政府不给予任何补偿要求迁出的指令。现在，国家森林公园有计划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实施一个REDD项目，这将加大政府迫使村民搬迁的压力，会导致更大的冲突。Kanya现在对这个REDD项目非常担心。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来看，尽管REDD为保护原住民利益进行了制度设计，但很多时候并未得到落实，反而成为公司牟利的工具。
被政府起诉的另一位女村民Kamjaay 说，“气候变化的原因在于工业污染，我是一个农民，一生都在种地，我们这群种植橡胶的人仅仅是想要有足够的食物果腹而已，我们并没有造成气候变暖。我觉得这对我很不公平，如果不是考虑到儿孙们，我想死的心都有。”Press Briefing 10 Dec 2009,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Recovery, BKK, Thailand 
Kanya和其他泰国村民加入气候公正运动，来到哥本哈根去抗议REDD以及其他气候决策中的不公平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减排机制损及穷人的利益，是气候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公平问题。集会Kanya所在的社区组织从边远的乡村到国际化的表达和抗争，中间的渠道和信息、相关理念和知识的获取，都离不开TERRA和Focus这样的外部精英组织牵线搭桥。
草根和精英的结合
从乡村社区组织到区域性组织TERRA，再到国际性组织Focus，是一个民众运动逐级传递价值观和行动的双向反馈过程。
为加入国际气候公正运动，泰国有7家NGO成立了一个松散的气候公正网络，TERRA和Focus正是其中的核心组织。相比之下，TERRA本土性较强，长于联系和动员社区民众运动，而Focus则更擅长与其他国家（如欧洲）的同道组织打交道，在国际层面沟通协调。通过TERRA和Focus的传递，泰国村民成为国际气候公正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面对各种问题（工业污染、开发、环保与发展的冲突等等）带来的利益损害，村民们经过长期抗争但所获甚微，积累了相当的挫折感，他们需要找到其他思考问题的切入点。而外部的精英NGO如TERRA和Bio-Thai，引导他们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反思问题，把自己的遭遇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公平联系起来。 
Bio-Thai的Kingkorn女士说，哥本哈根此行的目的，是要建立网络，使泰国草根运动成为国际网络的一部分。临行之前，TERRA和Bio-Thai就和村民们进行了讨论，希望社区将自己的问题和气候公正问题相结合，也希望村民们回去后，能够将气候议题带入社区抗争过程中。
NGO将长远的视角和草根民众运动的短期行为相结合，使后者有了更持续的动力和方向感。其实这样的结合并不是第一次。Kingkorn说，社会运动是对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做出反应，当初她和其他机构在围绕WTO议题进行社区动员的时候遇到很大困难，当时泰国还没有加入相关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后来相关协议实施后，村民的生计受到直接的冲击，才开始接纳新的思想。她说相比之下，围绕气候变化议题的社区动员要更容易一些。
从对草根运动的动员和支持看， TERRA和Bio-Thai不只是在资金和理念上输入，也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如能力和外部表达渠道等各方面提供帮助。
在哥本哈根的一天晚上，TERRA和村民代表约见了前去参加谈判的泰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部长，当面向他表达了对REDD的反对意见，要求他在谈判中不要接受REDD。回到驻地，TERRA的随行员工随即将会面录像连夜进行编辑整理。TERRA还帮助联系了泰国一家电视台第二天在贝拉中心采访村民领袖。第二天一早出发赴会前，TERRA的Pornpana女士又坐在电脑前，由两三位村民领袖口述发言，由她转成文字，为采访做准备。她计划在采访结束后，修改后将文字稿通过邮件发给其他泰国国内媒体。
在一次小范围交流会上，泰国的村民领袖谈了自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将村里的遭遇和正在发生的国际气候政治联系起来，其中一位还拿出自己画的一幅漫画对大公司进行了批判。看得出这和外部精英NGO的引导有关。但是，社区组织在外部支持者面前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当被问及是否要参加第二天的游行，一位渔民领袖说，他们需要再看看游行的目的和设计思路，根据情况讨论决定，表现了独立的思考和行动能力。
公民社会的全球化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跨国资本从北方国家流向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南方国家寻求最大的利益，困扰人类的环境和社会公平问题也接踵而来。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非营利资本”，也通过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渠道从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的草根运动，对资本的全球化进行制衡。这一过程当然也伴随着理念、思想和信息的循环流动。正是在这样的南北交汇下，滋生了全球气候公正运动。
从草根运动到TERRA再到Focus，呈现出一种递进的关系。精英组织需要将触角延伸到社区层面，其理论和理念才有落脚点，才能触及鲜活的现实，才有表达的力度，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源。而在草根社区民众面对具体的不平进行抗争，也需要从精英组织汲取资源（包括理念、思考角度和行动方式、信息和表达渠道以及资金等等），以恰当的方式将自己的问题带出社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关注。
社区村民前往哥本哈根，表面上是村民去学习，去获得国际视野，但正是他们的草根行动汇集到国际层面，丰富和强化了气候公正运动，使其具有广泛的民众代表性。
气候公正运动试图围绕气候议题，冲击和修正全球治理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正逐步扩大社会影响。在聚合各种社会运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气候公正运动的理论支撑仍然是反对WTO和全球化的思潮。针对气候议题的社会运动，包括气候公正运动在内，有可能成为全球反全球化运动之后又一场有力度和影响力的社会运动。CJN的表达
CJN（气候公正，现在就要）是气候公正运动中的一支重要联盟力量。12月13日，CJN在DGI体育场安排了两场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贸易、融资和农业与气候变化专题论坛，下午晚些时候又举办了一个名为人民集会（Peoples Assembly）的动员活动。
当日上午的论坛采用了角色扮演的形式，由一位欧洲NGO的活动者Tom扮演WTO的官员在现场和NGO参会者对话。他竭力为WTO辩护，却遭到观众争相反驳。下午的论坛，则安排来自世界各地的社区活动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社区遭遇的REDD和WTO等市场机制的负面冲击和不平。台上台下互动方式营造的轻松愉快的现场气氛，迥异于严肃的贝拉中心。CJN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民众动员。
下午晚些时候的人民集会现场坐满了1000人。世界各地的气候公正运动的活动者，包括欧洲、美国的NGO以及拉美、东南亚等地NGO和草根民众运动领袖，轮番上台简短发言，间或辅以表演、诗歌朗诵和纪录片放映等多种动员形式。
受到Focus邀请而来的Pushpa是印度农村的传统医生和妇女活动者，致力于维护村民利用土地、森林和水资源的权利。在台下显得很内向的她，到了台上却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演说家，散发出感染人的魅力。集会上还播放了她所在的社区组织制作的Video，反映印度各地社区遭受的工业化蚕食的情况以及民众的抗争。
厄瓜多尔一家NGO制作的节目令人印象深刻：通过一位乡村妇女和城市妇女一天从早到晚一天用水的故事，表现城市和乡村在资源占有上的极大不公。城市妇女早上洗澡，浇花，任水漫出花园，农村妇女却要徒步在田间地头，去很远的山洞打水。在城市妇女开车上班后，农村妇女仍然带着孩子，顶着水罐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DGI体育场NGO的各种论坛内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或坐或站，真诚地表达和交流、讨论和辩论，进行着思想的碰撞。每晚的7点，是CJN通报贝拉中心政府谈判进程的时间，人们在这里分享信息，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策略。这里，活动最晚要到11点。入夜，灯火通明的会场，仍然可以看到三三两两围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人们，让人不由感到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非暴力和平抗争
总体上，“场内”和“场外”公民社会的活动，都是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影响政府决策，即便是更显“偏激”，要着力于制度改造的气候公正运动，同样崇尚非暴力和平抗争的原则，只是更多地采用街头抗议的施压形式。游行是民主社会赋予弱者推动制度改革的基本权利，已成为草根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表达手段。气候公正运动进行场外运动的基调，仍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推动改革，为弱者争取权利。
气候公正运动认为，气候变化议题与其他的全球化议题如贸易、金融、粮食、资源、性别和社会公平议题有密切的关联，在理论层面对这种关联进行了分析和建构，动员了众多其他议题和诉求的社会运动加入，以反对全球化作为共识底线。在环境资源（排放权）分配成为巨大利益的今天，在气候谈判的诸多争议和冲突背后，与各种技术性的节能减排和适应措施之外，气候公正运动致力于回答如何为全球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环境权益分配制度这样一个难题。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4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4 作者：窦丽丽 2010-06-21 06:35:13 老实讲，作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时间不长，又是第一次观摩气候谈判的新人，进入政府谈判所在地贝拉中心的第一天，我就被农贸市场一般的现场冲击得晕头转向，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彻底回过神来。谈判期间所经历的各种场景，各种虚虚实实的信息，以及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碰撞。
有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是气候谈判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次会议，不公开、不透明，而且第一次对NGO群体的入场进行了限制，在程序上表现得极为恶劣。作为受限制人群中的一员，我对此强烈赞同。因为其不公开不透明的程序，使我们在跟进谈判进展方面步履维艰。
一直以来，NGO都是气候谈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谈判期间的表现以及对谈判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哥本哈根的NGO
在哥本哈根，NGO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在贝拉中心的门口，每天从早到晚都有NGO在寒冷的天气中做各种活动，有人在门口通过喊口号、举横幅、甚至敲锣打鼓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各国谈判代表施压。一进会场，首先呈现的就是展览区，主要是NGO展台，也有一些政府的展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介绍与气候相关项目；到处都是穿着“工作服”的人在发放各种各样的“物件”，包括活动预告、围巾、T恤行为艺术等；时不时就能听到人声鼎沸，那一定是有机构在通过行为艺术、民族文化等方式在表达某种立场或者诉求，掌声夹杂着人们呼应的喊声，此起彼伏。
每天晚上，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网络（CAN）都会以娱乐的方式给当天表现最糟糕、最雷人的国家颁发化石奖，他们会请获奖国家的人来扮演该国政府代表上台领奖，并像模像样地发表获奖感言。这个颁奖仪式每天都会吸引大批人，小小的一块地方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贝拉中心在哥本哈根期间，多家NGO还协调组织了一场大游行，参与游行的人数说法不一，我听到的说法是42万人。NGO们在游行中的表现十分打眼，他们打出了各种新鲜的口号，比如：猪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素食主义团体），澳大利亚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气候变化是男人和暴力造成的（女权主义团体）……在这场大游行以后，会议的第二周，各种中小型游行、静坐、示威天天不间断。
气候谈判期间的NGO们是紧张而忙碌的，他们（或者说我们）无处不在。不管白天黑夜，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里也少不了NGO的身影。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是CAN的例会时间，很多NGO在这个时刻聚集，将各个会议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汇总，并且根据各国谈判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表现提名并投票表决产生化石奖。很多NGO会通过邮件组分享信息，加入讨论。谈判期间，我每天能收到三四百封来自CAN邮件组的邮件，切身地感受到NGO对于谈判进展的专注与关切。
此行的体验
我是作为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小组成员去哥本哈根的，我们小组共有八个人，分别来自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四川绿色江河、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伯尔基金会、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网络（CYCAN），在中国民间组织赴哥本哈根的各种团队中，我们这个绝对是小团队，其中有一半是第一次参加气候谈判，另外一半也算不上是资深人士。
CCAN组织大家去哥本哈根，更多的是出于加深认识的能力建设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CCAN团队的目标完全实现了。两个星期心无旁骛地跟进谈判进展，集中接受相关知识的轰炸，了解各国的立场和NGO的立场，大家对于气候问题的认识绝对有了很大突破。
当然，除了能力建设外，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宣传一下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一些有关的项目宣传资料。毕竟，气候谈判场对NGO来讲，是个巨大的展示、交流平台。事实上，很多NGO参与气候谈判，更多的是出于交流、展示，甚至是寻找资源的目的。
当然，后来才想明白，上面这些念头实际上是无比天真。我带着600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以下简称《立场》），希望用它们去影响谈判，为此还在心里制定了一份行动步骤：第一周拿一些放在展台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绿色和平、乐施会的展台，以及秘书处为观察员机构准备的展架，都可以利用），让大家自由取阅；第二周，等谈判日趋紧张，高层们纷纷到场，我就在场内发放。但后来这个计划只实现了第一步，此外，CCAN小组出面在CAN的会议上对《立场》作了简单介绍。
总体上，宣传效果差强人意。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第二周风云突变，NGO基本进不了会场了，热闹的贝拉中心少了NGO一下子冷清起来。我自己也有两天时间没有进去，其他的两天也为了进场而绞尽脑汁，导致我失去了宣传《立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立场的坚持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NGO的影响力
有媒体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NGO在哥本哈根表现如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谈判？”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改一改，把“中国”两个字去掉。
事实上，从我进入贝拉中心的第一天，看着会场内忙碌的NGO们，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NGO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要影响谈判，必须要通过影响各国政府代表团来实现。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NGO主要就是通过那些场内和场外的、各种形式的诉求表达来影响政府代表团，但它们和各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直接交流不算多，这种状况并不是只有中国NGO才面对的。
NGO的“谈判边缘活动”基本上包括：提高媒体报道的兴趣，增加机构的曝光率，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给沉闷严肃的气候谈判增加趣味性。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实在很难讲。据我的观察，关注这些活动的也多是展台一角NGO和媒体，基本没有政府代表团成员，真正的目标人群不关注，那影响怎么能实现呢？有的机构还通过“给奥巴马写信”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但是其效果也很难评估。换句话说，如果将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倒推一下的话，NGO的诉求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
再说一下宣传品的有效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位朋友的MSN签名改成了“哥本哈根，真正的文山会海”，描述十分准确。会海不用说了，大会小会全会边会，一天得有上百场。文山呢，各机构带去的宣传材料，项目宣传页、立场文件、研究报告、书籍，堆积如山，数不胜数。有不少人在领完材料以后看一看就扔掉了，其有效性也很难讲。
当然，这其实不能怪NGO。我十分相信NGO想要影响谈判的一番苦心和好意，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我们想要影响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纳我们的意见呢？
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仅凭NGO在两个星期内的表现来评估NGO的影响力，NGO的工作是长期性的，不能将NGO在谈判期间的工作和其他时间内的工作割裂开来。在会议前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会议后也是如此。谈判场只是对他们长期工作的一个集中展现而已。
我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讲，NGO的宣传倡导以及其他项目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潜移默化实现的，不仅仅是谈判。
所以我认为，NGO参与气候谈判是十分必要的。将公平、公正作为信仰的NGO对于谈判的公开、透明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分析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递真实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NGO的参与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在我们被限制入场以后感受更为强烈。看着会场内人去台空的展台背板上写的“HOW CAN YOU DECIDE ABOUT US WITHOUT US”，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共鸣。本土组织如何关注气候变化
参与气候谈判的NGO，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常客和过客。所谓常客，是指长期持续跟进气候谈判的人或机构，很多大型国际NGO属于这一类；而过客，更多是从草根之中产生，它们只是偶尔参与一次谈判。
我大概就属于过客。虽然哥本哈根的热闹激发了我对气候谈判的浓厚兴趣，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那只能是个人兴趣，想长期持续跟进谈判，难度太高。因为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所在的机构，都承担不起跟进气候谈判的庞大成本。所以，我们只能想方设法从其它更有可操作性的角度切入，来关注气候问题。
一直以来，作为草根NGO的工作人员，在气候问题上，我和我的同事是有些许“自卑”的。每当媒体来采访，问一些诸如“你们自然之友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如何”之类的问题，我们就低头沉思，然后非常诚恳地告诉人家：中国民间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的时间还比较短，也不够深入，可能很多项目都和气候变化有些关系，但是直接相关的项目不多。气候项目在自然之友的分量也不算重，各方面加起来也就一个整劳力……说的很绕口，我们自己很累，采访的人也很扫兴。此前，我只把那些气候政策分析研究、CDM、碳交易之类的项目当作“气候变化项目”，我们所做的“低碳家庭”、“低碳出行”等项目只能算是和气候变化沾点边。
但是在哥本哈根，我发现，除了一些大型国际NGO以外，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专门研究气候政策，没有专门跟进谈判，所展示出来的项目也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沾点边的非直接相关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环境教育、弱势群体救助等等。很多此类项目还通过边会等形式进行了详细展示。
再来看看谈判，谈的都是什么？除了减排指标、资金、技术等大框架外，再就是REDD（减少伐林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CCS（碳捕捉与封存）等。这些也都是和其他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换个通俗点的说法：气候变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如果筐里没有东西，那也就剩个空架子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脱离其他环境问题来谈气候变化，在谈其他环境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撇开气候变化的背景，很多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使得其他环境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和严峻。
从这个角度出发，草根们在气候方面的“自卑”就可以一扫而空了。我们虽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关注那个筐，但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精力并将继续花费很大精力去关注往筐里面装的东西。
（本文作者系自然之友气候变化项目协调员）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3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3 作者：姚遥 2010-06-21 06:33:40 因为，这次会议的注册代表不仅早早超过了15万人，实际上，据估计总共有超过5万人为了此次会议抵达哥本哈根，涌入这个安静的北欧小城。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也不得不三改议程，并参与到这次举世关注的元首级会议。
国际局势的变化就是如此迅速。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完美地演出和谢幕，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操控能力。否则，就会严重失分。
当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列世界第三，而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中，称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世界第七，而中国军力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中国举办了奥运会，中国还将举办世博会，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的产品。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声称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凡有国际游戏的地方，灯光总会打到东方，打到中国。
因此，在国际社会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必须迅速地总结和反思，调整策略。否则，输掉的就是国际地位和形象。中国需要国际化。我们不再仅是通过火车皮、飞机、集装箱，在物资和人力流动上与国际上互动往来，我们还需要心态上的全球化，技术上的全球化，了解和接受国际游戏规则，了解国家社会，也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
一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烟花散尽，各家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将中国社会的各个部件放在国际考场上的结果来看，这次大会更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并警示我们融入国际游戏尚有不小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全球压力隐约出现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次在哥本哈根对外的会议场合采访中国人，中国人最常见的回答总是谦虚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对于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而言，这种谦虚无论是真是假，都无可厚非，但是官方代表团是不能来这学习的，这里是个残酷的战场。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晚近以来，中国以其日益庞大的经济与人口规模崛出于世界版图。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总量不可小觑，因此，其在谈判中的一举一动，更是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
但是，中国在谈判中的外交策略选择，值得商榷。此次谈判中，中国首先是高调公布了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即承诺单位GDP减排40%。同时，中国对于谈判的预期，也是继续《京都议定书》的路线。挑战在于，此次会议前，以小岛国为首的国家的行为艺术，尤其是马尔代夫总统运作将内阁会议搬到了水下，以示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国际社会对气候议题的关注突然升温。本来可以作为中国联盟的非洲国家、小岛国，在本次会谈中的预期和中国有了严重分歧。而作为众矢之的的美国，也不得不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做出了总量减排4%的承诺。各方面外交策略的互动调整，对中国外交战略的部署造成了重大影响。
而中国派出的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虽一方面形成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也自然引起了谈判各方的空前关注。在气候谈判最后的首长级会谈中，中方的温家宝总理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因此，中方需要频繁地做出请示。对此，外国代表团颇有微词。正像媒体已长篇累牍报道的结局那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草草达成无约束力的协议而闭幕。英国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卫报》上发文，指中国“挟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声称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以搅局为目的。这种猜测虽然凭空，但也并非全无落人口实之处。
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总量日益庞大的强国，而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亮相，不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反，似乎有讨巧之嫌。眼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中，中国能否长期坚持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赢得战略同盟已经面临空前的挑战。中国能否长期享受资金转移和技术扩散的博弈利益，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笔者发现，无论在气候大会的哪个论坛，中国这个词都会反复出现，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多少责任，更是被各方反复探讨。
幸而，我们还有转圜的空间与时间，美国和欧洲依然是国际上民间力量主要瞄准的对象。在哥本哈根的贝拉中心，民间组织每天都会评选出一名化石奖得主，以讽刺在会议谈判中最不积极的如同化石一样无所作为的国家。在哥本哈根两周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很幸运的只有一次濒临入选。有趣的是，中国被提名之后，一位来自印度的参会代表很仗义地为中国辩护，“评选现场都没有来自中国的参会者，让他们入选，不公平。”
笔者在现场观察到，中国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观点过于明确，而且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这种强硬的立场，非常容易被作为不积极谈判的对象。中国没有最终入选，更多还是由于国际观察员还没有大规模地考虑中国因素，在哥本哈根的另一场评选中，对气候变化带来最多负面影响的愤怒美人鱼奖中，欧美的石油公司、航空巨头纷纷入选，而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机构和公司入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种藏身之所并不保险。最坏的一种可能，在2010年的墨西哥气候大会中，欧洲和美国会更多地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和责任，以此来分流舆论的攻击焦点；而非洲国家、小岛国联盟也可能将中国列入一个新的批评目标对象；民间组织也不一定会继续满足于批评欧美国家和国际大公司。当中国元素日益热门的时候，将批评中国融入政治正确的序列，也可能指日可待了。
因此，在这场关乎全球政治正确高度的国际谈判中，如果稍不审慎，有了失分，失去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正确准则。过度的防御性态度，过于强硬的谈判策略，不仅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只会造成无谓的纠缠和争论。毋庸讳言，中国所背负的全球压力已经隐隐若现。
“资产阶级代表”一马当先
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一个外国记者问来自中国的一位企业家：“请问您对中国在气候减排方面的行动有什么评价？”这位企业家回答道：“和历史相比，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和未来相比，我们做的还不够。”
中国企业家开始登上了国际舞台，而不再仅仅是个“买卖”人。
相比于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谨慎与防御性心理，中国民间企业家显得格外的开放，而且，在国际规则下显得更加游刃有余。开头这句智慧、圆滑而又得体的回答，让他们的亮相格外的精彩。
中国民间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协会，在2009年10月1日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从此之后，阿拉善SEE协会有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表独立报告的权利。就从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开始，中国企业家开始组团前往哥本哈根，列席参加联合国大会。
笔者观察到，此次中国企业家组团，虽然只安排了短短一周的行程，但是眼球经济已经充分做足了。十多名中国企业家代表，先行乘坐联合国气候列车抵达哥本哈根。而在气候列车上，他们的宣传工作就已经开始。
抵达哥本哈根以后，短短一周的时间里，除参加常规会议以外，中国的企业家代表团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组织各种边会。在主会场组织行为艺术活动，组织“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发布仪式，并发布了《我们的希望与承诺——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
另一位来自中国太阳能行业的企业家黄鸣，也成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一个明星，他本人不仅接受了诸多国外媒体的采访、参加各种边会活动，还主动在哥本哈根组织了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其寓意是各国应当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互相踢皮球。
这些企业家基本上是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层面的会议。第一次出手，就有诸多亮点，可圈可点。这样高规格的全球气候大会，正是国家、企业和民间组织三方互动的舞台，国家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责任和利益，企业关注资金转移和技术扩散带来的商机和挑战，而民间组织则从各自定位出发，笼统地说，则代表普通公民的意见。
但是，企业家参与联合国大会则存在身份的问题，因此，在众多民间组织中，有相当数量是企业家发起和组织的游说集团，或是为企业家利益代言的民间组织。他们带有明确的游说目标。企业家游说团或是在气候变化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建立自身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或者，要游说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并为气候责任的分配出谋划策，减轻自身压力，由此争取到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机会。当然，也不乏直接带着商业目的而来，寻找机会，并推广气候变化下需要的新型能源技术。
从观点鲜明的游说活动来看，和这些国际或地区性的企业家游说集团相比，中国民间企业家尚处于起步阶段，按照流行的客套话，这次确实是实打实“来学习的”。
中国民企从战略高度而言，就首先矮了一截。必须看到，气候变化在国际上成为主流的政治正确标准，并开始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并且，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相当惊人。但是，就那些不直接从事碳交易的企业而言，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议题对企业将要带来的深远影响。中国国内对此问题确实尚无充分和深入的理解。而从中国企业家的战略利益而言，如果不站在足够的高度思考战略调整，并意识到当气候变化将在国际上形成若干有约束力的协议，它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对中国企业家造成巨大的冲击。国有大中型企业或许不在其中，然而，民营企业绝对是实打实首当其冲。
从2009年开始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谈判的议题，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迈出它们的第一步，下一步，则是要学习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用好国际规则，为自身利益服务。万科老总王石先生在参加了此次气候谈判会议后，总结了感触最深的三点：一是气候列车，二是阿拉善SEE现场的行为艺术，三是所参观的能源研究所。但是，对于王石而言，企业的利益如何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中最大化呢？这在企业家代表团一行人的参会过程中有零零散散的表露，但是，从笔者的观察来看，这些言论恐怕还无法落实为中国企业家近几年内的主要行动目标。
当然，中国企业家本身游说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住在同一家宾馆，因此常有偶遇发生，每每相会，中国企业家就会热心给中国代表团支招。
但是，此次来到哥本哈根的中国企业家，仅仅是10多名民企代表，这10多名企业家在约5万多人参会规模的气候大会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零头；在中国千千万万企业家中，更是个小零头；而中国企业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活跃程度，相比于整个气候大会的活动规模，仍然是个小零头。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步伐，仅仅是开了个好头。
低调的中国民间组织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第一周，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们在贝拉中心组织了一场行为艺术秀，他们推出一人高的五个绿色的英文中国字母，以此展示中国的绿色愿景。不过，在排山倒海的行为艺术秀中，这个创意太过于单薄。中国企业家们急中生智，将每个字母解释为一个新的单词，将创意放大到了全球下所有公民的责任，此举一时获得诸多追捧。
相比之下，来自中国国内的NGO代表们，在满场的NGO行为艺术秀中，颇显得沉默。此行，不算国际NGO组织驻中国办公室的成员，至少还有20名来自本土NGO的代表，他们在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下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会议，几乎所有NGO代表都集中参加了贝拉中心的全会，也就是国家代表的谈判战场；也参加一些边会，也就是企业、国际民间组织对于控制气候变化中的技术性环节的讨论。
本次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中国NGO中，阵容最为强大的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一共派出了8名代表。CCAN自2007年开始，就有了一个学习网络，学习交流气候变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跟踪探讨气候变化议题和行动，分析研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策略。在哥本哈根，CCAN的参会代表每天会分工跟踪不同的议题，记录各国谈判策略，在此基础上，每天再分析总结一次。
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CCAN在专业技术领域的积累日益加深，虽然目前尚未高调地参与到气候谈判的游说工作之中，但是游说的议题已经呼之欲出。
不过，在另一个民间层面，中国元素完全缺席。实际上，此次哥本哈根不只是开了一个气候大会，而是三个。除了在贝拉中心的主会外，国际上的民间组织在DGI体育场共同组织了Klima论坛，和哥本哈根的自由城克里斯提安附近组织的非常另类的气候草根论坛。前两个会议，丹麦政府都提供了硬件支持。
DGI的Klima论坛不仅仅是民间组织的论坛，更是整个气候大会中民间活动的发动机，民间组织通过对大会进程的判断，发起不同的活动，向会场内的国家谈判代表施压。这里每天激烈地讨论着气候变化中的弱势人群、原住民、受气候威胁的人群们的利益，和如何回应贝拉中心谈判进程的策略。
这里，还能看到官方代表的身影。马尔代夫总统、非洲国家代表等等，那些在气候谈判中处于弱势的小岛国、非洲国家，都会积极地在Klima论坛上寻找来自NGO的联盟，给欧盟等强势团体施压。Klima论坛中的NGO也在贝拉中心旁听全会、发表民间的声音、游说国家代表、确保大会的公开透明。而他们更自诩来自草根民众，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给会场中的政治家施压，将民间的声音更强烈地传递到政治家那里。
在Klima论坛的绝大多数民间组织，即便来自不同的国家，其理念主要是左翼社会运动理论，在他们眼里，中国依然还是左翼运动基地的传说，越南已有了修正主义之嫌，而古巴的名人更多还是格瓦拉。
不过，如果中国NGO深度参与其中，是否会让这些NGO同胞们失望呢？笔者注意到，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极少用左翼运动理论武装自己，而更多倾向赞同市场化、全球化、WTO等等左翼机构反对的内容。若从这些机构在国内本土的活动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之无愧地与弱势人群和草根利益站在一起。但是，进入国际舞台以后，他们和代表草根利益的Klima论坛完全没有接触。
中国民间环境组织在走向国际以后，无论是否批评过中国，其策略都会集中在宣传中国成绩或者帮助中国政府参与谈判。从对比的角度而言，中国民间组织在联合国大会中的角色，颇类似于企业和政府游说团，而不是代表草根民众利益的组织。
这种角色上的鲜明冲突，也是中国民间环境NGO的特征。不仅仅是社会运动理论尚得不到中国环境NGO的普遍认同，社会抗争和批评亦是在小心翼翼中谨慎展开的。毕竟，国内NGO活动的政治空间非常微小。即便来到了貌似空间更为广阔的联合国，这种自我审查反而会更加严格。
因此，国内NGO不能如国外NGO那般天马行空。而且，在活动经费上，也暴露着民间组织的艰难。除了企业家代表团是自费参与哥本哈根大会外，其他所有来自国内的民间组织，基本上，财力都不足以支付参加国际谈判的成本，它们均是在国外基金会或个人的资助下方才成行的。这种资助，也往往是某个特定项目中的资金支持。相对而言，常规性的参加联合国活动的经费，如果不属于行政支出而是项目支出，那么，这种参与的能力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中国NGO近几年来虽然频繁参与，对气候议题的话题也有了十足的把握，但是，就更进一步的国内政策游说和国际游说规模而言，仍然孱弱，远低于中国NGO的实际能力。以行为艺术为例，或许也是个旁证。中国企业家们通过行为艺术进行了表达，而中国民间组织还停留在项目执行的阶段，这种主动自觉的表达还远远不够。
这样，不得不很遗憾地说，中国环境民间组织在国际活动中，总体还不能够完全地进入国际对话之中。至少，Klima论坛中的缺席，就是最大的遗憾。
不过，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天，中国的官民互动有了亮点。因为参会人数急剧增加，丹麦方面在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中，排除了民间观察团的参会资格。中国民间代表团在参会无门之际，一位朋友很大胆地向中国官方代表团请求帮助。让他们高兴的是，中国代表团大方地给了他们十张官方代表的入场证。
联合国是人类再造巴别塔的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情面前，最终必须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方能对话。
而融入国际社会，也需要自身的成熟，中国企业家、民间组织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也在于中国企业家和民间组织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企业家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了30年，这需要充分的生存智慧，以及在市场环境下磨打的韧性，但是，他们还缺乏足够的视野和社会活动空间。而中国民间组织10多年的破冰之旅，一直专注于技术的积累和项目的运作，另一方面，则苦于资源的瓶颈，包括资金和人力的短缺，以及政策的空间。
这些特点，也最终决定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特点。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和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单靠政府代表团是不足以在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的，而企业家代表团和NGO代表团在填补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空缺上，依然存在很大不足。
没有中国社会领域的发育，就无法拉近和世界的距离。中国社会发育的程度，将持续地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交流。
（本文作者系守望家园发起人，天下公言高级研究员）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2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2 作者：王辉 2010-06-21 06:30:38 本土NGO的发展壮大，一直跟国外的资助密切相关。尽管这几年本土NGO从国外获得的资助额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而日趋减少，但国际资助方在本土NGO的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等方面，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检视本土NGO与国外资助方关系中存在的诸多挑战和困惑，对公民社会未来的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调研发现，“目前资助方和草根NGO之间的关系，仍处于上下关系决定的合作模式，仍是传统的资助关系（donor-ship）占主导，即资助方提供资助，而受助方一定要接受资助方提出的条件。还不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 评估文化也仍然表现出资助方和受助方的上下关系。大部分评估的基本功能是“upward accountability” (即向资助方说明受助方是如何花钱的，产生了什么效果等），但资助方很少问：我们双方合作时产生了哪些问题，并如何去改进它。因此，评估给资助方和受助方带来的共同学习机会就太少了。此外，这种评估文化，往往不是鼓励受助方从评估中获得学习成长的机会，而是惩罚因执行项目而出现不当的受助方。
但具体细分到有着不同资助策略的资助方，与受助方的关系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好的伙伴关系，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资助关系，但反过来，好的资助关系未必等同于好的伙伴关系”。博盟指出，那些专门为草根NGO提供全面支持的资助型基金会，其资助关系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资助理念易被受助方所接受；而对半执行—半资助的资助方，甚至是那些只要求NGO为其“打工”的资助方来说，由于资助方会更侧重于NGO项目的执行机制，所以在合作关系上可能还需提高。
博盟说，目前相当大的一部分资助方，是在比较封闭的情况下制定与本土NGO合作的条件和游戏规则，而不是由双方共同决定。这主要归因于资助方与NGO目前仍是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伙伴关系。中国本土NGO和国际资助方要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还需要走一段比较长的路。
当然，博盟认为现在这种伙伴关系的欠缺，也不能全怪资助方。草根NGO也有自身原因，他们尚无与资助方保持合作伙伴关系的平等意识。其实国外资助方与中国草根NGO一样，同处全球的资助链条之中，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处在资助链条的不同位置。
调查还发现，大部分的国内NGO认为，在与国际资助方合作过程中，付出的时间、沟通等成本很高，国际资助方存在不同程度“官僚”习气，这些无疑都影响到资助过程中双方的关系。
此外，大部分国内NGO获得资助是以项目为本，对机构的行政费用、项目管理费用等项目之外的费用，很多资助方不予支持。博盟认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国际资助方去考虑资助的多样化，也是一个值得反馈给资助方的问题。可能这需要国际资助方向自己的捐赠对象说明中国本土NGO的实际发展现状，从而给予切实可行的支持。
另外，调研团队通过围绕资助方的项目代表而进行的资助关系评价，得到了有兴趣的发现。博盟解释，“有时候本土NGO对资助方的评价是好的，不一定是跟这个资助机构有关，而是与代表这个机构的人有关系。”
此外，调研中也发现到，花钱多且在国内拥有庞大支持体系的资助方，并不一定比那些在国内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工作人员的资助方更受草根NGO的喜欢，而往往后者更愿意与NGO一起合作。如何更好利用资助方国内的工作体系给双方的合作带来支持，也值得思考。
所以个人也可能是影响资助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通过调查博盟发现，“有些目前与基金会合作密切的NGO，最大的担心就是基金会换了人（项目代表），也就换了合作关系和项目。”
“基金会在对被资助方进行评估外，也需要对自己的整个系统，包括它的员工代表、工作效率以及程序等等做定期的评估，并提出建议。但目前来说，这种机会和建议很少。”博盟补充道。
另一方面，当本土NGO遇到问题，也不愿冒风险，为表达对某个资助方或项目代表的不满而进行投诉，怕因此影响到本机构生存发展，哪怕资助关系已经结束。而资助方通常担心一旦发生问题会影响到自身在国际上的筹款，所以通常也会息事宁人，不公开与NGO合作中的矛盾。
“如果不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协商，也就很难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只有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培育或摸索出一个好的合作方式。”博盟说。
“中国本土NGO很多时候是作为国际资助评估的评估对象，但资助方的工作却很少被评估。”在合作过程中，“国内的公益组织也并不一定会坦率地告诉资助方相关情况”，当资助方想了解来自草根NGO的反馈和意见，却不得要领。博盟解释启动这个项目的缘由。
博盟认为机构的能力除了内部的因素决定外，在外部因素中，与资助方的关系也是能力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将资助方与本土NGO之间的关系，作为评估和推动本土NGO能力提升的内容。这样的切入点符合倍能作为一家为本土NGO提供能力建设的机构的思路。
此外，博盟在成为倍能的顾问之前，曾负责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在华资助草根NGO的项目。这段作为资助方的工作经历，让他较为清楚了解到资助方在资助本土NGO时遇到的窘境和困惑。从米索尔基金会到本土能力建设机构——倍能的经历，让他对本土NGO与国外资助方的角色和关系有很高的敏感度。
博盟说，项目不试图去撰写一个客观评价资助方的研究报告，而是更多地想要通过此次评估给国际资助方一个反馈，即在中国民间组织的眼中，国际资助方是怎么样的，让NGO发出声音。项目希望为本土NGO和国际资助方搭建桥梁，建立一种良好的资助关系。
采访中博盟还提及，本土NGO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将影响到资助方与受助方的关系。未来几年国际资助规模的下降，会给本土NGO带来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在2008年，国外资助方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减少了对中国草根NGO的资助，使得一些一直依赖国外资助方存活的草根NGO面临断炊之虞，由此引发的“洋奶”与“母奶”的争论，也让本土民间机构与国际资助方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微妙。
不过，日益崛起的国内基金会将越来越多地资助本土草根机构，为本土组织筹款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这正在被项目得到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所印证：本土NGO对国际资助方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越来越多地开始动员其他的资源。调查数据表明，“如果资助方在2年的时间里终止合作关系，那么这100多家NGO中将被迫关闭机构的，比例仅为16%。”博盟说，“虽然这也是一个挺高的比例，但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很多。”在博盟看来，由于国内的非公募基金会经验尚不成熟，这次调研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在与受助的民间机构之间找好定位。
“支持中国草根民间组织国际资助方评估”项目由倍能与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社会资源研究所、NGO发展交流网等机构参与。目前，博盟作为执笔人正在撰写最终报告，预计在2010年4月份左右反馈给在华的国际资助方，并在NGO发展交流网、社会资源研究和《中国发展简报》等机构的网站发布。博盟还希望届时举办一个针对资助方反馈的工作坊，邀请此次评估项目涉及的大基金会来参加，向其反馈研究结果。他目前和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考虑在未来每两年继续做一次调研，结合案例分析和资助方培训，成立资助方和NGO 之间的沟通平台，推动资助关系的转变。

（“支持中国草根民间组织国际资助方评估问卷调查”的在线网址：http://www.sojump.com/jq/91269.aspx；感兴趣的读者可发邮件向博盟索要评估报告：bomeng@pactchina.org并与他交流、咨询）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1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1 作者：王辉 2010-06-21 06:29:28 2004年，扶贫基金会将公益的视野放至全球，最早提出“向国际化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经过小心的探索和尝试，目前这个战略已悄然为扶贫基金会的未来发展打开新的局面。
国际舞台的需要和期待
向国际化发展，对扶贫基金会意味着什么？
用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的话简单来讲，就是资助对象、资助人以及资助理念与方法三方面，都需要放到国际这个舞台上去看，原有的扶贫基金会工作范围将随之改变，扩至海外。
何道峰认为国际化战略的提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需要，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国角色的期待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何道峰解释，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通常会带来的经济学上所讲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时本国的劳动力价格被迫提高，从而也使得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迫使本土的企业升级并走上国际舞台。其中慈善机构所需的资源、方法，也需要国际化。
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来自企业的慈善资源或捐赠会大幅度的上升，因此企业也会产生公益国际化的需求。伴随中国日渐从原来的受援国变成援助国，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都产生了新的期待。“你不能对世界的苦难，熟视无睹！你不能对非洲的难民，熟视无睹！你不能对世界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访谈中，何充满激情的言辞令人动容。
“有了这种需求和期待，那就要我们响应这个变化，否则中国就不配在世界舞台充当一个大国的角色。”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扶贫基金会随之做出响应，20多年的运作经历，也使扶贫基金会在回应这些需求和期待上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能力，何道峰说。
然而，即便是“胸怀伟大的理想”，在国际化战略的道路上，扶贫基金会还是走得非常谨慎，尤其是在提出这个战略的初期，完全没有经验，什么事情都要去摸索。
何道峰回忆，一开始涉足国际救援行动，扶贫基金会都是跟着国际组织一起合作，以期积累国际化发展经验。处处小心，担心出了问题就会被媒体扼杀在摇篮之中。
2005年以后，扶贫基金会曾先后与国际美慈等国际救援机构合作，向印尼海啸灾区、美国卡特琳娜飓风、巴基斯坦震灾以及非洲等国家提供紧急救援的物资、药品等。最近刚发生的海地地震，扶贫基金会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筹集到200多万人民币交给联合国在海地的救援机构运作。
外部环境也制约着扶贫基金会的“走出去”战略。在中国本土还有大量的贫困工作还需要做的情况下，为什么基金会要将眼光投向国际救援呢？2005年向美国遭受卡特琳娜飓风的灾民伸出援手的时候，就有人打进电话来骂： “你们有病啦？自己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情国家都不管，你伸手干什么呢”。
何道峰解释，每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在发展过程中，所孕育的思想意识都在逐步发生着变化。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他还建议员工将这些外界的谩骂和批评录音，时常听听，以此对比来见证中国国民性的成长，以及国民角色意识的转变。
事实上，扶贫基金会内部对此也争议重重。何说，尽管内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讨论尝试往前走，仍是基金会这个机构的核心文化，且机构始终保持了一个开放透明和学习的心态”，所以最终也得到全体员工的理解。在2009年的机构年会上，何还以“如何迎接国际化战略给我们的挑战”为题，向基金会全体员工做了报告。
“现在好多了，没有人骂了。”何道峰补充道。
苏丹是一个转折点
为国际灾难紧急救援进行的先期探索和尝试，让扶贫基金会取得了试水国际舞台的经验。但直到2009年10月完成的苏丹实地调查之行，才是何道峰认为的机构国际化战略的真正开始。“扶贫基金会尝试了五六年，现在才是一个真正在外，要设立机构、要驻人的阶段。”
扶贫基金会将苏丹作为援助非洲的起点，打算在苏丹建起13个妇幼保健医院，帮助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目前基金会的第一批物资已由国内运去，正在为筹建第一所医院募款。
何道峰介绍，苏丹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1300，远高于中国10万分之30的死亡率。即使在最贫穷的西藏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也只有10万分之100多。苏丹的孕产妇生孩子简直就像过鬼门关。
“最近3年，扶贫基金会在国内涵盖的12个项目县中，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何道峰表示，扶贫基金会愿意把国内取得的“母婴平安120行动”的成熟经验带到苏丹这些医疗资源缺乏和卫生状况不好的国家，减少那里的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当然，由于中国和苏丹在拥有的医疗资源上存在差异，扶贫基金会回应本土需求的方式，与苏丹当地情况稍有不同。扶贫基金会在苏丹的援助，将是一个包括捐赠设备在内，从建医院、培训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派遣国内志愿者前去与当地医务人员一起工作的一体化项目运作过程。“这将成为扶贫基金会国际化战略中的一个标志性的点”。
在机构设置方面，扶贫基金会还专门为国际化战略成立了国际发展部。从苏丹开始，扶贫基金会将持续稳定地步步扩展，在未来走向周边的埃塞俄比亚、乍得、肯尼亚等其他非洲国家。
是否太“超前”？
看上去，经过了初期的误解和质疑，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战略已日渐迎来外界的理解和认同。政府和企业的态度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中国企业在海外做了很多慈善，但是不卖好，很多钱都白花了。给当地政府的钱也没有达到效果。现在政府有关部门要推动一些组织到国际上尝试做这些事情。”何道峰透露。
谈起实施国际化战略对扶贫基金会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何道峰看来已了然于胸。他说，首先是思维要发生变化，其次让它变成机构大的整体意识并考虑怎么做，第三要有专门的部门来做，第四要有适合的人员，第五是选点，从哪些地方开始，第六是在选点里从什么样的项目开始。项目人员要设计潜在捐赠人是谁？你帮助的人群是谁？然后就是选择合作伙伴。此外实施的项目还需要有监控方法。
对基金会迈出的步子“是否太超前”的疑问，何并没有正面回应。他说，相比国内某类官办NGO开展的国际紧急救援活动来说，扶贫基金会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过程，而官办NGO尚停留在发现灾难、然后拨款的阶段。何认为，基金会需要去研究发生灾难国家的问题在哪里，针对问题去设计救援项目。否则，“那跟国家拨款过去支援，又有什么两样呢？”
“中国企业到国际上要回馈社会、社区的需求。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转变角色，我们要符合这个期待。思考如何缩小国际化的差别。”
对于本土NGO将来能否在国际化方面有所发展，何道峰指出，慈善不能简单地依靠激情，更是一个需要技术和专业的事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公益机构，带来了新的思维和视界，各种公益力量的出现也会增加这种动能。但他提醒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渐进的，都是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它不是哪一天突然出现的。只有有心的人、做深入思考的人，才能发现它运行的轨迹。”

何道峰访谈摘录

所谓扶贫基金会的国际化战略，简单概述：第一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不仅以国内的公益领域为资助对象，资助对象将扩大到国际；第二点是资助人、资助人群不仅仅是国内的（公众和企业），也包含了国际的（企业），还要包括中国在国外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第三点，思考整个公益和扶贫的问题，要站在国际的理念上，用国际的方法，用世界上被人类证明的有效的方法。这三个变化要求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跟着变化。
扶贫基金会实施国际化战略，其实跟中国的两个变化相关，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需要。经济发展到了人均收入3000美元，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城市化，会出现经济学上所讲的，劳动力从完全的剩余到逐渐转变为剩余减少，甚至劳动力稀缺，进入经济学上所讲的刘易斯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被压得很低，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多是靠人口红利来增长的。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价格被迫提高，把人口红利给吃掉，迫使经济转型，之后不能再依靠传统的制造业，包括你的产品、技术，思路和找资源在内，都要产业升级，要上国际舞台。
随着经济的上升，会在下一个15年之后形成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在中国找令人感动（震惊）的穷人非常难，变为相对贫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面临着慈善资源或捐赠会大幅度的上升，捐赠的市场会扩大，会有很多钱投入公益。但是你会面临一个你的资助对象是不是跟你匹配的问题。这种变化会使企业产生一个国际化的需求。中国由原来的贫穷的受援国，到有钱变成了救援国。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期待。你不能对世界的苦难，熟视无睹！你不能对非洲的难民，熟视无睹！你不能对世界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
有这种需求和期待存在，就要有人响应这个变化，否则中国就不配在世界舞台担当一个大国的地位。从个人角度来说，你的思维视野也随着企业在对外扩张。比如到非洲，那里有很多中国的企业，那你光在那里索取，光赚你的钱，不回馈那里的社区呀？这就有问题吧？为什么外国企业在中国做了，还要回馈中国的社区，那你为什么不回馈别人的社区呢？国际社会和企业自己都有需求，到国际舞台上去扮演一个公益的、负责的角色。因此，就要有人顺应历史的潮流，扮演这个角色，让中华民族在国际历史舞台谱写不显得小家子气，不显得那么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采访对象审阅）
]]>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0 http://www.cdb.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70 作者：王辉 2010-06-21 06:27:28 　　当时做客沙龙时，邓国胜直言，“中国慈善会严重影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他认为“慈善会系统自主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越基层的慈善会，独立自主的程度越低，很多到省级的慈善会基本相当于一个民政部门的处室，如果这样发展，中国慈善事业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其后《中国社会报》上的“谁阻碍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这句诘问，在指向慈善会系统的同时，也给我国的慈善事业带来反思。
　　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首开“慈善会”之风成立，到如今，慈善会系统在全国已有270家团体会员，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慈善体系。走过的15年风风雨雨中，慈善会系统在为中国慈善事业做出发展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因与行政权力过度接近带来的社会资源垄断等系列问题而备受指责。此番争议，不过是该系统脱离社会期望所引发的又一次舆论爆发而已。
曾领慈善风气之先
　　20世纪90年代初，慈善会自上而下成立起来，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独立运行的慈善运作系统，它们与各级政府之间建立的微妙关系，使其有了一个与“民间”、“草根”相对的名称：“官办”。尽管总会当时是在“无一分财政拨款，无一个行政编制，无一位政府在职官员”的情况下成立的，但官办的色彩并不因此而减弱，在各地方慈善会那里，这种色彩更加浓厚。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有着良好的民间慈善文化和传统，但到1949年以后，这个传统被中断了。慈善在新的时期被认为具有宗教和迷信色彩，且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故被定性为“伪善”。在这样的认识下，原有的慈善活动通通归人民政府主导，由单位等形式代替民间行动。
　　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舆论才慢慢接受“慈善”的概念及慈善活动。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慈善的重要性。由于当初民间慈善意识和能力尚不成熟，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政府介入慈善并积极推动，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并发起成立了一批早期的官办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后各地民政部门也相继成立地方慈善会。
　　但这些慈善会大多数都是由各地民政部门发起成立，很多甚至直接隶属于民政部门的一个处室或科室。当地方慈善会借助着这些特殊身份进行行政劝募时，其天然具有的资源垄断性，必然挤压其他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此外，通过行政手段的劝募，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慈善意识和自主性，对慈善文化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
来自社会的转型期待
　　对慈善会发展至今给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的历史贡献，邓国胜表示认同。但是邓进一步提到，慈善会当初成立时，声称“政府今天的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可迄今为止，慈善会系统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还慈善于“民间性”的意愿。
　　邓国胜认为，“慈善会借助政府的权力已发展起来，目前已有15年的历史之久，所以应该有所转型，否则会固化成慈善会的既得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认为，“慈善会应该考虑自己走过的15年历史。15年对慈善会来讲，应该是一个少年了，它应该比那些刚刚才成立三五年的组织要成熟很多，所以更应该来反省。”
　杨团曾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就担任其常务副秘书长，达5年之久。她明确表示，如今的慈善会比她当时在位时，官僚化更严重一些。“这些年慈善会是朝行政化方向走，而不是朝民间化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社会报》上，地方慈善总会和一些政府官员对邓的观点予以回应，不同意邓国胜的“慈善会阻碍了慈善事业发展”的论断。江苏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毛尚会甚至还拿慈善会与中国红十字相比较，以此来论证“慈善会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毛认为红十字的官办色彩比目前的慈善会浓厚得多，理由就是红十字会的管理目前仍参照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待遇。
　　外界的指责让地方慈善会感到自己不被社会理解，甚至觉得委屈。对此，杨团的看法是，她理解慈善会系统与红字会系统的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委屈，但“也不要怨天尤人”，所以仍要反省自己走过的15年的路。
　　邓国胜则回应，“红十字会不是说没有行政权力。只是相比较而言，红会在（掌握的）政府的公权力方面小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红会系统就没有问题了。但与慈善会相比，红会对慈善文化的影响力要小一些。”言下之意，他批评慈善会而非红会，板子并没有拍错地方。
　　在法律上，慈善会系统与红会系统也有着重要的不同。邓补充，前者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是国务院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而红会系统则依照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这也算是回应了地方慈善会拿红会作“挡箭牌”的言论。
　　更有业内声音指出，1998年中华慈善总会加入国际联合劝募协会后，并没有按照国际联合劝募的规则，将募集来的资金用来支持民间慈善组织，相反更习惯在慈善会系统或政府系统内部消化这些募集的资源。
　　此外，让很多其他公募基金会羡煞不已的是，在一些重大灾害发生之际，慈善会还常常获得政府的特惠，和红会一起独揽劝募的资格。对此，邓国胜提出异议：这种劝募资格“是通过民政系统内部文件规定的——慈善总会可以劝募，但这与国务院颁布的上位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形成冲突”。
　　在笔者就“慈善会拥有的募款资格”向民政部慈善和社会捐助处郑远长处长求证时，他证实这是在民政部前些年的一个文件中明确的。“慈善会目前做的事情，（民政部门）视同于它是一个公募基金会。”他还同时提出，慈善会系统目前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社团性质的治理结构与担负公募基金会的责任在法理和操作上均有一定的矛盾，应研究并做适当调整。”
慈善会改革，政府也应该改革
　　但慈善会系统的问题，早已超越了是否具备公募基金会资格这样一个技术问题，它还具有体制上的含义。慈善会一旦搭上行政权力这个便车，大量的慈善资源则归入其中，使其他民间组织缺乏公平的竞争机会。曾几何时，东南沿海某些城市由政府掀起的“慈善风暴”一度甚嚣尘上，后虽有所收敛，然时至今日，政府借助行政权力干预慈善的新闻仍不绝于耳。
　　邓国胜在最近的调查中还发现，个别地方的民政部门怕分流资源，甚至不准许企业或个人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所以后者只能以“××××专项基金”的形式挂靠在慈善会系统下，或直接将钱捐给慈善会。
　　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慈善的边界，邓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是协助，而不是代办。地方政府往往把握不好度，经常越界。政府一旦发起活动，企业不得不捐。这其实是一种利益的交换，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慈善，对地方的慈善文化起到一种破坏的作用，不利于培育良好的慈善文化。”
　　“慈善文化更多的是基于公民的一种自愿参与，被动和强迫性的慈善行为会导致公民可能对慈善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有时候还会形成恶性循环。”邓补充道。
　　不过，民政部慈善和社会捐助处郑远长处长也提示，各地的慈善事业发展情况和阶段不同，存在的现象既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合理的成分。目前应探讨如何引导，逐步完善和改进不合理的因素。对目前的慈善发展模式，一棍子打死不利于摸索，要允许一些地方开始实践。“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郑认为，现在的状况既有政府部门和一些工作人员的观念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主动采取政府购买慈善组织服务的意识不强等原因，跟慈善力量本身承接大量政府委托服务的能力不足也有关系。此外，也涉及现有的体制机制，特别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进展不快等问题，使得大量本可以由慈善组织承担的工作内容，仍由事业单位在实施。
　　针对学者提出的“政府的参与压缩了民间的空间”观点，郑远长处长表示不认同。相反，他坚信“慈善现阶段的矛盾，是整个慈善的空间没有有效开发出来。如果方式得当，政府的推动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开发。目前，政府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中，越位实际上是显性的，而缺位的问题更突出。”问题在于，政府“参与”推动民间慈善的种种举措，似乎并没有让人看到明显的实效。
　　学者邓国胜认为关键在于政府和慈善会的关系，应该是“政社要分开，管办要分离”。而慈善会的整体转型并不会一帆风顺，最主要的阻碍来自慈善会系统内部，一是没有压力，社会包括学界对慈善会系统监督不够。二是没有动力。因为慈善会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因此很难有跟政府主动脱离的意愿。三是没有能力。慈善会系统长期依赖政府，形成了一套与政府相似的行政官僚体系，缺少能力来推动内部体制的改革。
　　对此，邓国胜解释说自己正在担当一个学者的角色，发出呼吁给慈善会施加一些压力，“推动慈善会系统逐步与民政系统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作关系，希望慈善会在未来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此举得到了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的认可和赞赏。
“越位”还是“缺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毫不客气地指出，慈善会目前体制转变还在其次，关键是如果民政部门不改变目前与慈善会系统的关系，慈善会的转型成功仍不可指望。
　　杨团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以与政府的关系远近形成了差序格局。社会组织越是靠近政府，拥有的资源优势、资源配置和组合的权力优势就越多，发展的条件就越好。无疑，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处在这种格局的最里层。
　　此外，更重要的是，民政部门不仅是慈善会系统的登记管理部门，同时又是负责慈善事业发展的部门。正是这种慈善会与民政部门的“天然”关系，很大程度上让慈善会系统直接或间接成为民政部门在各层级或各地方开展慈善事业的最有利、最便捷的通道和载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政府对慈善的态度，不仅仅停留在政策、法律空间的创造上，更多的时候，是把它作为自己的政绩来抓。
　　杨团解释，“地方政府对该政策的理解有误”，使得政府热衷慈善，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政绩和名声。尤其是在2006年左右在沿海城市如山东、浙江刮起来的“慈善风暴”，采用冠名基金的方式向中小企业募集资源，在一定程度难以摆脱行政募捐的嫌疑。
       但郑远长对地方探索发展出来的一些慈善模式持鼓励的态度。如2009年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荥阳政府表态“建立1000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个慈善大使”的做法，他认为应当在积极的层面上予以鼓励，目前应该鼓励对慈善事业发展不同模式的探索，现阶段可以是“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逐步归纳和形成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慈善道路。
　　在政府与慈善的关系定位上，学者们更多认为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了越位，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为慈善事业成立一个部门的做法较为不妥。这个部门就是民政部在2008年新近成立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学者们担心，此举会强化政府在慈善中的力量，影响与民间慈善的关系。
　　而郑远长认为，目前的慈善事业发展，最主要的矛盾是政府在对慈善组织的监督、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等方面缺位，以及引导慈善行业建立当前急需的规则、程序、标准等方面的缺失，政府培育慈善组织的力度也不够。正是由于政府在这些方面的缺位，才导致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现阶段缺位是主要矛盾，越位不是主要矛盾。”当然，他也担心政府在行政募捐上发生越位，特别是不希望政府部门直接募捐和接受捐款，更应该多做工作指导和慈善重点的引导工作。
慈善会系统的转型去向
　　“慈善会系统首先要与民政部门脱钩。”在此前提下，邓国胜给慈善会开出了三个转型方案：一是转型为政府财政支持的法定机构，自主运作；二是转型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募款同时也可运作项目；三也是转型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但与第二种方案不同是，要求慈善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劝募机构，并将募款用于资助基层社区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相较而言，邓国胜倾向于第一和第三种方案，不同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方案。
　　邓国胜说，转型的过程中，既要让慈善会与政府分离，同时也要给予一定的扶持，推动慈善会与政府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由于慈善会被“视为公募基金会”的关系，郑远长认为慈善会可以探索向这方面转型，但在转型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治理结构。此外慈善会系统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也有待提高，要加强平民资源的动员和开发。但他同时也强调，在社会各界讨论慈善会转型的过程中，也需要顾及慈善会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不能单纯以现在的矛盾而否认慈善会的贡献。
　　目前，中华慈善总会及地方慈善会并未对此回应。然而，已经有地方慈善组织先行一步，其转型发展的思路，足以让人对慈善会系统的转型抱有期待。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伊始，上海慈善基金会应声而变，完成了实质性的转变，由原有的社会团体身份转变为一家专做筹资和拨款的公募基金会。上海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初改变了理事会治理机构，减少了理事人数，但没有影响到基金会的正常运转。
　　另一方面，上海慈善基金会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来规范自己，如基金会每年要用掉上一年的70%，以及人员成本不得超过10%。但若是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来规范，公募而来的款项并无这方面的支出要求。
　　此外，最大的变化在于基金会不再是自己一手募款一手做项目，而是逐步与其他的公益性组织包括草根组织进行合作。基金会除继续操作原有的一些品牌项目， 同时“主要分管募钱，然后分配给公益机构使用”。马仲器介绍，自2008年5月起，上海慈善基金会就开始执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关于资助社会慈善公益项目的管理办法》，并开始接受上海市有关社会组织的项目申请，而之前主要是与是官办的机构合作开展项目。
　　马仲器解释，只要是民政登记的独立法人组织，都可以向上海慈善基金会申请项目。另外，基金会也不接受政府办的机构如事业单位的资助申请。
　　提及在《中国社会报》上有关慈善会与慈善事业发展的争论，马仲器认为这种讨论没有必要，关键要看发展，但立法是有必要的。“当下慈善事业的发展，首要的是立法。因为立法之后，很多事情就不需要争论，大家按照法律执行就行了。” 马仲器说。
　　对上海慈善基金会的转型，接受《中国发展简报》采访的受访者均报以赞许和肯定。慈善总会能否借鉴上海慈善基金会转型的经验，以及是否具备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来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值得业界关注和期待。
　　或许，对中国目前的慈善事业来说，迈向转型的慈善会可能还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本，但包括慈善会在内，与政府权力密切联系的官办NGO群体的转型，以及未来政府和民间的关系定位，才是影响未来的慈善事业发展方向的一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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